面支配的“逻辑”中的最后步骤是摧毁那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阿伦特所谓的产生性（natality），被她视为人类自由之精髓的创始启动（而非仅仅如牵线木偶般发生反应）的能力。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她所涉及的全能的关联性。纳粹党首们的妄想是，他们是全能的，超越毁灭，以及屈辱的各种最极端形式，他们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本身 ”来对抗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根本恶的最生动的形式，它与传统所理解的恶（vice）、罪（sin）或恶的动机没有太大关系。此外，这是一种能够以最陈腐的方式产生出来的恶。惊天动地的行为并不要求惊天动地的动机。?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和使人堕落，而且意味着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根除作为人的行为之表达的自发性本身，从而将人的人格性改造成单纯的物、改造成某种甚至连动物也不是的东西的可怕实验：因为巴甫洛夫的狗——如我们所知，被训练成进食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铃响——也只是一只堕落了的动物。? 

　　追问恶永无止境。这里不存在任何“最终的解答”。我赞成阿伦特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无止境地思考；我们必须努力去把握，即使我们承认根本恶并不能完全把握。我敬佩阿伦特对恶的无休止的追问。她没有提供一种全面的恶的理论。况且这也不是她的目的。她邀引我们去做她所做的事情，三番五次地去追问恶。而她显然给我们留了关于恶的许多未曾解答的问题。然而由于多余性话题，尤其是她对极权主义通过消除团结性、个体性、产生性和自由的一切痕迹来改造人的尝试的描述，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新的根本恶形式。她感到，严格地讲，极权主义党首们的“罪恶”既不可惩罚又不可饶恕。在她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版的总结性评论中，她宣称：? 

　　直到现在，极权主义者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似乎只证明了“一切都是可以毁灭的”。然而，在他们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的努力中，极权体制已经发现却并不了解的是，存在种种人既不可惩罚也不可饶恕的罪恶。当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时，它就成了不可惩罚、不可饶恕的绝对的（根本）恶，不再能够用自利、贪婪、憎恨、贪权、怯懦等恶的动机来理解和解释；从而，愤怒不能用报复来理解，爱情不能用持久来理解，友谊不能用宽恕来理解。恰如死亡工厂或万人坑里的牺牲者在其刽子手眼中不再是“人”，这种最新的罪恶样式甚至也超越了对人类罪恶性的认同范围。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阿伦特对根本恶的分析与康德——这位最初杜撰出这一表述的哲学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将看到康德所想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尽管我将证明他对根本恶的理解有严重的缺陷，但他思想的某些方面对于在我们的时代把握恶仍有重大意义。认为康德应该预见到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将是个时代错误。但追问康德——他被很多人视为现代性的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是否能有助于我们追问恶、尤其是理解种种恶行的责任问题，当然不是个时代错误。 

　　为了理解康德所谓的根本恶的含义，我们必须首先回答更为一般的问题，即康德所谓的恶何所指？恶从根本上说乃是我们所采纳的诸准则的一个特征。因此，恶在人的意志（Will kür）中，而非在我们的自然性好（inclinations）或我们的理性中有其根源。有那么一些人认为，对于康德来说，恶的根源应到我们的性好里去找。然而康德断然否认了这一点。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里，他明确指出：? 

　　自然性好，就其自身来考虑是善的，就是说，不是耻辱的事情，想要根除它们不仅无益而且这样做会有害且该受责备。? 

　　自然性好不是恶的根源，即使它们对我们有诱惑力。对于康德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性好——或更准确地说，我们如何自由地选择去应对它们。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就是康德所谓的Willkür，他将它区别于Wille（意志机能的立法功能）。正是在他的《宗教》一书中，康德十分清晰地区分了Wille和Willkür。我们自由地选择去遵守或违反道德律 。如果我们把我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解释仅限于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我们可能会认为自由仅仅在于自我立法。康德从未放弃这样的主张，即，当我们选择去遵循道德律——我们作为实践作为者为我们自己所立的最高律法——的时候，我们是真正自由的。但尚有另一种意义的自由——作为自由的意志或选择（Willkür）的自由，我们由此而具有在两个选项之间选择——即，选择遵循道德律还是违反道德律——的能力。道德的可能性预设了这样的自由选择。 



　　决定一个准则是，善的还是恶的，首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包含”了遵循道德律的动机还是遵循我们的自然性好的动机。问题毋宁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动机现在相互命令或服从。康德表明，这种命令或服从就是将善的准则与恶的准则相区别的基础——诚然，也是将善人与恶人相区别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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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一个善人和一个恶人之间的区别不可能就在于他们所采纳为其准则的两种动机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准则的内容），而毋宁依赖于服从（准则的形式），亦即，他将两种动机中的哪一种作为另一种的条件。从而，人（即使最好的人）是恶的，只因为在他把动机采纳为其准则时颠倒了这两种动机的道德次序。? 

　　假如我的首要动机是出于尊重道德律而行动，并且我将其他自然动机服从于这一道德动机时，那么我的准则就是善的准则。而且，服从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否认、压制或抑止我的自然性好。我能意欲去做我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当且仅当我的首要动机是道德动机，我的准则是善的准则。然而，倘若我颠倒这一次序，而将首要性赋予自爱的动机或我的意欲幸福的动机，那么我的准则就是恶的准则。 

　　对恶的准则——一种自由选择的准则，由此人们“将自爱及其性好的动机作为服从道德律的条件”——的这一特征界定，使我们能够接近根本恶的概念。与阿伦特不同，根本恶在康德那里并没有用来称谓一类特殊的恶的现象——即，打破从前的所有标准。根本恶意指人采纳恶的准则的先天倾向（Hang）。康德毫不犹豫地宣称，“人由本性就是恶的”。诚然，康德的措辞极为强硬。他把根本恶描述为“缠绕并且可谓植根于人性本身之中”。正是在植根于人性本身之中这一语源学的意义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它是根本的。有一种“人性中根本的先天之恶”，尽管康德立即补充说，它“仍然是由我们自己招致的”。康德甚至还区分了三个层次的恶。其一归因于人性的脆弱。其二归因于不纯正；当行为者没能“仅仅把法则作为充分的动机纳入自身”时它就呈现。其三就是康德所谓的恶劣。康德将它描述如下：? 

　　人心的恶劣……或者宁可说，人心的败坏，是意志（will）对各种准则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忽视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而赞成其他非道德的动机。这也可以叫做人心的颠倒……，因为它把自由意志（Willkür）的诸动机中间的道德次序弄颠倒了，而且即使如此也总还是可以有律法上善的（合法的）行动。但思维方式却毕竟由此而从其根本上被败坏了……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作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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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的许多同时代人严厉批评这一根本恶概念——一个似乎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或《实践理性批判》里没有任何重要作用的概念。曾经如此奋力地强调道德自律的康德，通过对基督教正统派让步而退步了。席勒称康德在其中引入根本恶概念的那篇论文为“可耻的 ”；而歌德则写道：“康德曾要求用一生来纯化其哲学外衣上的许多不纯正和偏见。而现在他却出尔反尔地用可耻的根本恶来玷污它，以便可以吸引基督徒也来亲吻它的褶边。” 

　　然而我们对康德就这种先天的趋恶倾向所说的东西考察得愈细致，它就变得愈令人困惑。我们可以认为一种倾向乃是就我们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