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看到了一条对康德进行现象学解释的道路（《全集》25卷6页）。参见丹尼尔·达尔斯托姆（Daniel Dahlstrom）的“海德格尔的康德式转折：对他《纯粹理性批判》的评论的注释”，载《形而上学评论》45卷（1991）329－361页。达尔斯托姆没有涉及海德格尔在早期作品中对康德的解释，在那儿海德格尔似乎感到，像那时的胡塞尔一样对康德有所保留是合适的。 

　　17这个词——对《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性”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被马克奎利(MacQuarrie)和罗宾逊（Robinson）译为involvement（“意蕴关联”），虽然如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在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Berlin：de Gruyter, 1970, 290）中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这个词所包含的“两个含义也许没有任何语言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一问题值得另行对待，但现在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如果逻辑空间的“关联整体”(Beziehungsganzes)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联统一体”(Bewandtnisganzheit)的先兆的话，那么海德格尔采用拉斯克的“意蕴关联”（Bewandtnis）一词来解释逻辑形式就是这一过渡中的重要一环。在我的文章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对它留而不译，以此来突出这个词的成问题的新奇之处。 

　　18这形成了拉斯克的第二篇重要论文《判断理论》（1912）（载《作品集》，前面所引的书，尤其是413页及以下）的主题。当本文在下面引用《判断理论》时，它被缩写为“LU”。 

　　19用拉斯克的话说，这是一个已内在于逻各斯的原型意义对主体来说“成了内在的”的过程(LU，414页)。虽然海德格尔称赞拉斯克关于判断的书“对范畴理论而言甚至比他的《哲学的逻辑》的意义更为重大。”（《全集》1卷407页），虽然在其博士论文中他使用了拉斯克的“元语法的主谓理论”（《全集》1卷177－181页；以及1912年的《全集》1卷32页以下），但是与“成为内在的”这种观念相对的“先验性”观念，使得拉斯克不可能对对象和判断之间的关联进行意向行为的探讨。而且，如下面的第4节所要讲的，正是从这里海德格尔转向了现象学。 

　　20所引段落是拉斯克的（LU, 425页），而且他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意义概念明显相对地引入它们的。对拉斯克的先验性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参见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前面所引书的第73-78页。对拉斯克来说，先验逻辑是一种关于“未被任何主体性触及过的”对象的逻辑，然而由于认知“原罪”，这种对象是一个“失乐园”（LU, 426页）。 

　　21这一短语预示着作为“形式显示”概念的范畴观念，这些概念“以一种特殊方式来解释现象”（《全集》61卷86页），它们是海德格尔在1921/22年的冬季学期引入的。在此，范畴“在生活自身中生活”，是“生活在其中通达自身的”突出方式（《全集》61卷88页）。 

　　22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R·M·斯特瓦尔特（Roderick M. Stewart）的“海德格尔《教职论文》中的意义和激进的主体性”，载《人与世界》12期（1979）360-386页；及约翰·卡普托（John Kaputo）的“现象学、神秘主义和思辩语法：海德格尔《教职论文》研究”，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5期（1974）101-107页。在即将出版的论文“1919年战争应急时期讲课: 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突破”中，西奥多·克兹尔对斯特瓦尔特和卡普托对样式（modi）所做的处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校正。也可参见西奥多·克兹尔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起源》（Berkeley/LosAngeles/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的第31页及第515页以下。 

　　23这与海德格尔如下的论断有关：在对其“作为问题的问题”，及对“解决它们的方式和可能性”的“反思”这种“现代的”意义上，中世纪思想“显示出缺少方法论的自我意识”。一句话，“在现代的意义上，中世纪的人不是凭其自身的（bei sich selbst）”（《全集》1卷199页）。据海德格尔说，这并非毫无益处，因为它排除了心理主义的错误，但是它也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精确的[即逻辑上充分的]主体概念”的缺乏。 

　　24海德格尔在1912年的论实在性问题的文章中研究过这些问题（《全集》1卷1-15页，尤其是13-15页），这也是他在“结论”中所做的简短注解的背景。 

　　25最后，海德格尔抛弃了批判的——或“科学的”——实在论，因为它摧毁了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区分。根据屈尔佩“自然主义的”观点（如在其1902年的《今日德国哲学》中），最终只有通过一种“归纳的形而上学”知识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种形而上学将关于主体的科学（心理学）和关于客体的科学（物理学）的成就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发现，这种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假设的”特征是要不得的（《全集》1卷15页）。 

　　26例如，在1925年的夏季学期，海德格尔将范畴直观视为现象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全集》20卷63页以下）。而且在1973年的查林根（Z?hrigen）研讨班上的报告表明，海德格尔把范畴直观概念看作“胡塞尔思想的闪光点”。参见《四个研讨班》，由库尔得·奥克瓦特（Curd Ochwadt）译自法国研讨班的草稿（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7, 111）。 

　　27在1921－22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自己研究了形式/质料二元分立的“价值和局限性”，最后告诫说:“最好是把形式概念与范畴概念分开”（《全集》1卷86页）。这一结论是已蕴含在作为“质料”的意蕴关联的范畴形式这一观念之中。 

　　28这一问题最终在海德格尔的“事实性的解释学”中得以阐明。参见西奥多·克兹尔的“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的‘实际性’概念领域的起源”，载《狄尔泰年鉴》，前面所引书的第91-120页。我只想补充说，这种解释学依然明显地被理解作先验哲学。以此观点对《存在与时间》的一种解释，可以在卡尔-弗里德里希·格特曼（Carl-Friederich Gethmann）的《理解与解释》（Bonn：Bouvier Verlag, 1974）一书中找到。 

　　29参见约翰·卡普托的《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秘因素》（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78），尤其是第145-152页。卡普托正确地把海德格尔转向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看作是受“为真理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愿望所驱动的。这种解决办法将真理视为思想和存在的相互关系或共属（151页）。并且他推测到——又一次以充分的理由——这一解决办法的目标是一种“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式的实在论”（152页），尽管这种实在论远非经院主义的实在论，而是非常接近于先验唯心论，但是由于海德格尔特别提到的“对形式的质料决定原则”问题，这样的神秘主义成了一种选择（《全集》1卷402页）。在此拉斯克再次提供了部分背景：他把最终非逻辑的质料的被给予性描述为一种神秘主义的声音，“对于劫夺含义与意义的感受的沉思”（LU, 84页）。 

　　30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海德格尔。在1912年他提出了如下怀疑：“逻辑学同心理学的严格分立也许是不可赢得的”，而且“逻辑的东西蕴涵于心理的东西之中的事实”是一个“特殊的并也许永远得不到阐明的问题”（《全集》1卷29-30页）。在1914年他又注意到如下问题：“心理实在和判断的有效持存（subsistence）之间的关联应如何界定”，并且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更深层的解决办法甚至是否能称为一个目标”都感到疑惑（《全集》1卷176页）。在目前我们的讨论涉及的背景中，即在海德格尔1916年的作品中，他主张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种活生生精神的形而上学而得以解决。然而，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暗示“判断的真实完成和理想内容的分立”是完全未被证明的，而“心理主义”也许实际上“有权坚持反对这种分立”，即使它没有澄清那（本体论的）关联（《全集》2卷287页）。这当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接受了心理主义，虽然图根哈特提出论证说他还是成了它的一个翻版的受害者。参见《真理观念》，前面所引书的第331页以下、第340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