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到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滞留变更与前摄变更的连续统相互交切”[⑨]。在这个位置上，各个现时地前摄的自身充实活动(Sich-Erfüllen)转变为充实(Erfüllung)。但更确切地看，我们在这里还不能说“充实”，一旦说到“充实”，我们便会回到一个作为在前摄和滞留之间的中心中介点的原印象的现在核上去；相反，这种转变是直接在一个从一开始便滞留的(retiniert)自身充实中进行的。 

这样便获得了一个对现在核的规定，即使没有那种对一个原印象的当下外观的——据说时间的原初发生便是在其中具有其集拢的中心点——无法坚持的设定，这个规定也可以成立。但这个规定如前所述预设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在所有前摄中都有一个对无论何种类型的素材充实的趋向在起作用。这个设定看起来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找到意识，它都始终已经具有一个提供着各个前标识的过去。由于所有为意识所遭遇的东西、所有原现前的内容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摄地“被期待的”，故而任何一个这样的内容都不是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新”内容。 

诚然，胡塞尔自己在贝尔瑙手稿中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异议说：还是可以想象在现前域中突然现出某种完全新的东西、一个十足令人惊异的事件。这样一个事件将不可能被任何与滞留组成相关的素材前标识来准备。先行于这个事件的前摄将会是一个无所约束的“空乏的”前摄。但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也在这样一个极限情况中预设了一个朝向“充实”的前摄。即使在充实趋向完全失败的情况下，胡塞尔也认为，前摄的自身充实向滞留的自身已经充实的将来转变，以及从这里出发的滞留连续统的延长是被前指的(proteniert)，[⑩]并且随着某种新东西的现出而得以表明，被预觉的充实在这种情况下无非就在于意向生活一般的继续前进。 

可以注意到，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回避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明确回答：在现前域中的意识是否不可能遭遇全新的事件。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解释说，一个全新的开端只能由“我们”做出，即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观察者，而不是由意识本身做出，我们始终发现这个意识已经处在“行进中”(im Gange)。现前域－意识永远不会完全重新开始；每一个这样的意识的“起始点”都从一开始就扎根于前摄－滞留的意识流中，而这意味着：“新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只是作为对某些前标识的回答而被遭遇到。就此而论，在实事(Sache)上可以相信，胡塞尔实际上并不考虑绝对“新的”事件的可能性。但可以想象，这个可能性一再地使他不安，尽管它在方法上并没有受到考察；因为在这种不安中一再地有一个简单的、但被胡塞尔跳过的问题呈现出来：一个仅仅存在于意向生活一般中的充实是前摄地被预觉的吗？ 

胡塞尔可能会默默地认可这个回答，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未加思索地在他对前摄的分析中放弃了那种将人们在自然观点中所具有的对继续生活的原信任作为问题提出来的做法。胡塞尔把现象学理解为与自然观点的彻底决裂，这种自然观点是指那种在过渡到哲学之前始终未被注意的基本态度，在这种态度中有一些原则上未加考问的自明性。尽管有这样的现象学理解，胡塞尔在他对前摄的理解中仍然没有顾及到这个与自然的自明性的关键决裂，即对人类生存的动摇，在这些动摇中，通常的信心在本己生存的持续中丧失了它们的自明性。每当我们的必死性在一个相应混乱的情绪中现出自身，这个决裂便会进行。正如在开篇时所说，恰恰是这种由此而得以可能的生存方式被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称之为“本真的生存”。只要现象学顾及这种在“本真生存”中完成的时间经验，那么胡塞尔对那些由各种前摄所控管的充实趋向的基本设定就无法长期得到坚持。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第329页）。这个发现如今也为胡塞尔所证实；因为看起来对作为现在次序的时间构造的理解而言关键之处在于前摄，即关于在其到来中的将来意识。但海德格尔也在“时间与存在”中谈及作为到来的将来，而更确切地看，即使在这篇后期报告中，如此被理解的将来也仍然具有它在《存在与时间》的时间性分析中所拥有的那种优先地位。——这使人能够揣度：对“本真时间”的规定也无法在不向本真性的生存状态理解进行回溯的情况下成立，尽管海德格尔显而易见地有意识避免向这样一种回溯并且不再想把“本真时间”理解为仅仅那个在其源始本己中被看到的时间。 

即使在这篇后期文字中，在对“时间本性”(Eigene der Zeit)进行规定时（第13页），与本真生存的关联也表明自身是在实事上不可避免的，对此的第一标识是这样一个事实：海德格尔走了一条貌似的弯路，并且把人引入思考：人是被某个各次在场者的在场(Anwesen)“直接”“关涉着”，但也为不在场(Abwesen)“直接”“关涉着”（第13页）。我们人是在“曾在”和“将来”的双重内涵中经验到这种不在场，而将来被理解为一种“走向我们”(Auf-uns-Zukommen)、一种到达(Ankunft)。 

如果“曾在”“直接”(un‑mittelbar)关涉到人，那么以此而在现象学上具体所指的只能是——虽然海德格尔没有说出这一点——一种过去的方式，它不是作为一种唯独必须通过明确回忆的中介(Mittel)才能得以当下化的遥远而与我们相遭遇。我们在作为一个始终活在人的行动之中的遗传的习惯中经验到这样一种过去的方式；行动在这里之所以起作用，乃是因为只有在就人是行动的生物这一点而论时，“某物‘关涉到’人”这个说法才能有意义地被说出。与此相符——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也有一种“直接关涉到”我们的“到达”。在现象学的具体化中，这便是在行动中被经验到的“机会”(Gelegenheit)。是否有特定的机会提供给在各个境域中的行动，或者，是否相关的机会不提供给行动着的人，对此，无法消除的将来之混沌始终遮蔽不现，然而机会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处在“伸手可及”之处，亦即“直接”就在面前。 

就当下对于本真时间之意义的问题而言，这样一个观察是根本性的：海德格尔在阐释这上述两种不在场的方式的“交互关系”时虽然也谈及当下，但却试图从这个交互关系出发来说明当下。这至少使人在结构上回忆起刚才提到的胡塞尔的贝尔瑙尝试：剥夺现前域中的现在核在作为“原印象”时还具有的那个优先地位，并且纯粹从前摄和滞留的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个现在核。至于“曾在”与“将来”的交互关系，我们首先考察作为到达的将来与曾在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于，到达“递达并端出”曾在。 

“递达”(reichen)这个动词是指一种超出一段距离的给出(Geben)。这个距离是无法逾越的深渊，它把将来与当下分离开来。给出(Geben)关系到人在在场的发生中的角色：在场是一种赠礼(Gabe)。这个赠礼的“递达”虽然需要作为收悉者(Adressant)的人，但赠礼并不因为我们的参与就“达及”(er-reichen)我们，相反，我们要依赖于这个给予来自自身的发生（第14页）。我们从这个给予中获得在场。但被到达所递达的当下，并不直接就是一个具有当下特征的在场，而是一个在“曾在”形态中的不在场。这从现象学上具体地说就是：由于我们在行动时总会有机会提供给我们，这表明，我们人可以说是一直随身背负着习惯。只是因为这样一种直接的到达发生，所以我们“具有”习惯，而在这个意义上，到达“端出”曾在。 

正是这个动词“端出”(erbringen)（它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做出”），海德格尔在规定与此相反的关系时避免使用，这个相反的关系是指曾在与到达的关系：曾在“向将来……伸展(zureichen)”（第14页）。将此翻译为具体的话来说便是：为了能够作为习惯而活跃起来，习惯需要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