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机处境的起源，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构成了“先验现象学的一个独立导言”1，换言之，如果它能用来引导［我们］返回先验主体性；那么对哲学观念的阐明，也许就能使我们最终涉及理论态度的实存的（existentielle）构成。因此，如果所有绝然的（apodictique）的含义（signification）确实只有从这种态度出发才可理解，那么澄清这种态度的发生（genèse），也许就能阐明任何发生的绝然意义。[然而，]是否因此就能把握其存在论意义？2 

至此，哲学观念从形式上仍被定义为有关一种无限任务3、即theoria（理论）4的观念。这种无限的理论生活的历史，在其努力与失败中被混同于单纯的自我实现。它能从一种发生性的描述中获得价值吗？那贯串于欧洲哲学所有阶段的“先验动机”（motif transcendental）的历史，能够最终为我们照亮先验主体性的发生吗？然而，这种历史设定了一种向后返回的可能性，一种重新找回那些如此这般的原先在场者的原初意义的可能性。它意味着一种先验“回问”（régression, Rückfrage）的可能性，这种“回问”穿过对意识而言是可理解的、透明的历史；这种历史的积淀可能会被拆除，然后又原样恢复。 

维也纳会议之后，胡塞尔的所有文本都在展开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从历史的－意向的分析出发，“重新激活”意识行为或意识之历史产物的原初意义？这种历史的－意向的分析主题，占据了胡塞尔大量极其重要的手稿，但是这种分析的技术直到《几何学起源》（1938）才出现。在这个二十页的文本（它是胡塞尔最优秀的文本之一）中，作者试图5重新追踪几何学的意向发生（genèse intentionnelle），并想由此确定一种分析类型，通过这种分析，应该总能就其诞生本身，来重新把握意识的历史产物的先验本源。 

正如芬克（Fink）在其导论中评论的那样，这个说法并不绝对是新的。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人们想必已经深入到逻辑的起源（origine）本身了。表面上，对于纯粹逻辑意识，即被构造的综合系统、完善的和自身封闭的产物，逻辑可以要求绝对的永恒性和自主性。［但是］事实上，它只有从一种先验发生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应该重新找回这种先验发生的意义。然而，这种意义不是已堙没于逻辑行为与逻辑结构的无限的历史中了吗？这些行为和结构在历史中的层层叠置的积淀，初看起来不是无法最终穿透的吗？ 

这种不可穿透性使得任何历史哲学，极而言之，任何历史真理都成为不可能。积淀的事实性透明与否，这一点胡塞尔并不关心。但是，只要人们能够追问，那么任何已往人们、任何意识行为和任何意识生产的意向意义和先验意义，都应该能够被本原地理解。“正如我们在此要提出的，几何学的起源问题……不是文献学的、历史的表面问题，它不是要查明那些实际上（wirklich）提出纯粹几何学的命题、证明、理论的事实上(faktisch)最早的几何学家们，它也不是要查明它们*发现的特定命题。与此相反，我们的兴趣勿宁是对最原初意义的一种‘回问’，按照这种意义，作为千年传统的几何学过去在场——在其渐进构建中被把握——而且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仍然存在。我们‘探询’几何学在历史上最初据以产生——必然据以产生——的那种意义，尽管我们关于几何学最初的创始者一无所知，而且对之不感兴趣。从我们对于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所知道的东西……出发，一种对于几何学的过去了的最初起源——如它们作为原初创立的（urstiftende）几何学曾经必然所是的那样——的‘回问’，原则上总是可能的。”6 

因此，这又一次涉及通过先验还原的方法重新找回原初的意义。还原不再具有单纯唯我论的意义，而是经常从一个先验共同体出发被实行。人们对历史的被构成的事实性进行“中立化”，并从先验主体性出发，让意义生产的行为本身显现出来。同时，这种操作也揭示了几何学的先验基础。全部发生性的运动，都是从意识的这种奠基性的生产出发被构建起来。正是通过对这种运动的自觉，人们才能借助于一种向主体性的彻底回归，而重新激活目的论的观念，并克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诸种危机。胡塞尔说，“文化的所有特殊形式，都是从人类活动中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人们忽略文化的全部实际的实在性（réalité），就应该能够重新激活意义本身。经验的、历史的“不知”（non-savoir），本质上包含着一种知的可能性，这种知的自明性是不可还原的。比如，举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我们从一种绝对的知那里知道：任何传统都是从人类活动中诞生。就此而言，“传统允许拷问”（läβt sich befragen）7。作为“传统的成就，几何学肯定是从一种最早的生产、最早的创造活动中生成的”8。 

从这种创造性起源开始的发生，并不是由一种因果链条组成，无论这种链条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它与那种把从在先的环节中创造出或推演出的诸环节加以历史的联结（connexion historique）无关；相反，它与一种“连续的综合”(synthèse continuelle)有关。在这种“连续的综合”中，所有那些获得物都当下在场并且有效，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在每一个现在，那“获得物整体”(Totalerwerb)都是更高阶段的生产的总前提。这个[连续综合的]运动，就是任何科学的运动，就是那为了重新找回任何科学和任何意向历史的先验本源（originarité），而必须一再进行的运动。 

但是，如果这个本源既是历史的最初时刻的本源，也是科学的绝对基础的本源，那么，“当面对如几何学这样的科学的巨大发展时，那关于‘重新激活’的假定和可能性的情况又如何呢？”9任何要证明一个命题的研究者，都必须通观“那由诸基础构成的巨大链条整体、直到最初的前提，并且将这个整体现实地重新激活吗？”10这会使科学的发展变得不可能。事实上，在单纯的科学活动层次上，以及在对这种活动的整个哲学“把握”上，一种间接的和隐含的重新激活就已足够了。 

在此，重新激活的那种先天的或原则上的可能性，就转变成了先天的或原则上的不可能性，或至少与这种不可能性辩证地结合在一起。首先，人们很难发现什么东西，能把由“素朴的”学者（他自发且自然地体验着其学者活动）所进行的那种隐含和间接的重新激活，与现象学家所进行的那种绝对的重新激活严格地区别开来。从哪一刻开始，重新激活就被完全、直接地阐明了？无疑，这与回问无关，因为这种回问只有通过一系列的间接基础才能达到终点，而这些间接基础又是处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在那里重新激活始终是隐含的。经由一种完全的态度转变，重新激活可以说应该先天就是直接的和彻底的。这种态度（就是还原的态度）应当把所有间接的和被构成的科学因素悬搁起来。换言之，几何学的全部传统、学者的全部活动、甚至全部隐含的回问，都应当被置入括号。然而，这种传统和“一般传统性”，又是重新激活的先天可能性的条件。一方面，为了使我们能够返回到原初基础，这些传统的积淀应当被还原；但是同时，正是因为有了积淀和传统，这种返回才是可能的。胡塞尔说：“正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出发，一种向着最初（primordiale）起源的回问，才是原则上可能的”。同样，胡塞尔在《危机》第二部分中承认：“我们处于一种循环论证之中。对诸开端的充分理解，只有从在其现时形式中被给定的科学出发，凭借对其发展的追溯式考察，才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对诸开端*的理解，这种发展作为意义的发展也就无从了解。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之’字形道路前进和回溯：在这种交替变化中，对开端的理解与对发展的理解相互促进”。11如果这种沿着之字形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