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俄罗斯独特的宗教信仰给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以直接启示。基督教分为丽个教派，西方国家属于两派教会，即罗马天主教；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则属于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有一条重要的教义，“关于救赎论，注重道成肉身，认为人之得救，在于把有罪必死之人，通过与道成肉身基督神秘联合而变成属神的，不死的生命。东正教认为每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身，也要依靠天主，首要的是必须自身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们。”宗教信仰必须蜕变成具体丰富的肉身，而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念。救赎本身既不是神、天主能够单独完成的，它同样是凡俗的“我”自为的产物。上帝形象抛弃论集中地体现了俄罗斯这种独特的宗教思想。它指基督教放弃自己的上帝形相，采取奴仆的形象，卑微地受难而死。可见，对物质的关注，对肉体的迷醉，这是俄罗斯东正教思想极为重要的方面，正如尼古拉·齐尔诺夫所述：“俄罗斯宗教精神的基础信念是承认物质的潜在神圣性”。与上帝形象抛弃论相关的还有彻底的集体性。“基督教不是我们个人的，而是我们共同的救世主”，与个人价值相对立，集体价值具有优先性。从上帝形象抛弃论的传统中吸取营养，巴赫金把物质性变成吃喝拉撒性等日常生活的分析上，而把彻底的集体性转化为全民性的亲昵接触，宇宙万物之间的融通。

　　再次，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现象是巴赫金所论述的那些狂欢形象体系(小丑、傻瓜、侏儒)的直接源泉。圣愚，是伟大的矛盾体，他们在生活方式方面完全不遵循常规，常常赤身裸体．披挂引人注目的破烂布片，显得肮脏寒酸．粗俗不堪；但他们同时又具有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具有一定的预知能力。他们的精神力量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往往被看作高度虔诚精神的象征。总的说来，圣愚是丑陋的外形、不健全的智力和伟大思想的巧妙结合。圣愚在俄国是比较普遍的。圣愚现象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因为它是俄国社会生活中两大信仰相融合的产物，即把基督教的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的行为的结果。萨满，是指治病和引发疾病的巫师。萨满教不必象基督教传统那样向神供奉牺牲．相反，他们致力于“巧妙使用”较小的神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事。因此萨满教信仰的神不是高贵、神圣、圣洁的化身．而更多承继了巫师的特征．或奇形怪貌，或疯疯颠颠。俄国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一直是东正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此萨满们的虔诚被看成是对基督教的虔诚。双重信仰冲突所产生的圣愚现象对俄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民族性格特征、艺术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各种在灵魂深处自我反省的人，各种具有精神变态的人，都无不受到圣愚现象的影响。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里的形象体系也即是这种圣愚现象影响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他们直接来源于俄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圣愚，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不言而喻：正反同体性。傻子、侏儒往往是伟大思想的载体，是孕育思想之花的土地。

　　2．巴赫金自身狂欢化的生活和性格为其理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巴赫金自身的正反同体性。从生理上来说，巴赫金年轻时就患了周期性骨髓炎、肺炎、脑膜炎。各种疾病缠绕着他，使他俳徊在生死线上，他领略了生的喜悦和可贵，也体验了死亡的痛苦与恐阵。他的一生就在这种“冒险的时间”中渡过。可就在这种病痛的折磨中，即便没有很好的物质条件保证，巴赫金却走过了八十个春夏秋冬!一方面死亡之神极力诱惑着他，另一方面，生命力却在顽强的滋生漫延。死亡更生，这两种人生极限在他的肉体中得到了很好的交融。从地域上来说，巴赫金一生都过着一种边缘性的生活。他一生热爱并沉潜于学术，可他却一直被排斥在学术中心之外。但巴赫金的思想却又具有超地域性、全球性。巴赫金的思想后来不仅为俄罗斯人民接受，同时也受到欧洲人的推崇，现在他的理论已成为当下整个世界生活的精辟概括。生活的边缘性与思想的超地域性，命运就是这样戏剧般地折磨着他。从性格上来说，巴赫金恬淡寡欲，与世无争，好静沉思，他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但另一方面，巴赫金在涅维尔的哲学小组讨论中．他总是慷慨激昂，能吸引大批的人，并很快成为中心人物。巴赫金在摩尔多瓦大学学生们的记忆里永远是神采飞扬的，象一块巨大的磁铁，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似乎又是个善于表达并乐于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人。死亡——更生，地域性——超地域性，内向——外向……仿佛狂欢节上国王玩的加冕脱冕游戏，只是巴赫金把游戏变成了自身实实在在的生活。

　　巴赫金自身求证集体性、全民性。弗洛姆认为人生而孤独．孤独是一种消极性体验．因而必须用工作等方式来消除；现代哲学则普遍把孤独提高到具有本体意义的层面，它是对个体性的一种积极确认。总之，个体价值在当下世界得到了积极张扬。巴赫金并不是没有体验过孤独，在流放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孤独的煎熬。他最有权力为孤独辩护，而他却说：“……这里首次出现了一种不断深化的自为的我．但不是冷漠的为自己的我”。巴赫金承认自为的我的个体性，同时又强调我是包容他人的我。我中有他人，他人中有我，我与他人联成一片。巴赫金把个体看成是集体性、全民性的。这一点在巴赫金的生活中有表现。他生性沉静，加上长期的边缘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命运一直想使他变成一只失群的孤雁；但他身边依然有不少的知心的朋友，卡甘、孔金娜等。即便在流放的地方，他仍同当地的人民打得一片火热。他要融在人群中，只有在人群中他才体验到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他的学术成就也如此。《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等书以朋友们的名义问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躲避当时政府对他的书的查禁，也不是他的朋友背信弃义盗用了他的书稿。既然这样，巴赫金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思想成果转让给他人呢?他认为他的思想不是个人的，除了朋友们帮助整理编辑之外，同样也只有在与他人的碰撞与交流中，他才能产生思想的火花，个人并不能最终完成。他把零散的思想留给他的朋友们、我们、甚至未来所有的人，它需要人们共同去对话构建。巴赫金渴望那种融人人群的集体性、全民性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