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对主体概念的消解，使得其文本只谈能指而不涉及所指，成为无深度的、肤浅的表面文本，失去了实在感和历史感，从而令人无法理解不同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落人历史虚无主义。并且，现代社会的等级、秩序并不因为消解了责任个体而解体，主体也并不因此就从社会生活舞台上消失。更为关键的是，他消解了主体概念之后，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这种态度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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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一直相信，随着时间的演进和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不断进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也持有乐观态度，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和自然史的发展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它们受同一进化规律的支配。它的基本方向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它经由黑暗、不完善的过去，指向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美好、崇高的未来。这个进步过程，不仅包括社会形态的更替，还包括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进化和变革。

　　然而，通过对近代两百多年历史发展的反思，利奥塔看到某些社会运动并不都是指向人类的解放和进步，还有大量的犯罪。因此，利奥塔对人类普遍进步怀有的信心削弱了，开始怀疑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从而展开对“历史进步论”的批判。

　　首先，利奥塔对这种历史观的基础——直线状单向时间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时间观的根源最早可以追述到圣保罗和奥古斯丁。他们把古典的异教传统与基督教末世学相结合，首次把一种线性发展、指向末世拯救的历史时间引进了西方世界。它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道使得希望变得合乎情理。他们都强调舍弃过去，期盼、追求与过去不一样的、更为美好的未来。利奥塔认为，这种直线单向的时间观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处理时间问题方法上的程式化。正是因为这种程式化特征，所谓连续、进步、发展、解放、自由才成为可能；或者反过来说，时间程式本身已经规定了连续、进步这样的宏大叙事。在利奥塔看来，马克思主义时间观无疑是这种直线单向、程式化时间观在当代的典型代表。与这种时间观不同，利奥塔认为，时间具有“非连续性、离散性和延异性”的特征，反对对时间作线形、程式化的理解，认为时间存在着单向、逆向、多向几个维度，它们相互重叠，呈现出复杂的关系，表现为“先后持续”、“断裂性的间距”以及“相互重叠和相互交错”的三重关系结构。时间界限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

　　其次，利奥塔对“历史进步论”的另一个理论支柱——科技理性，表示了怀疑。他说，人类社会历史这种“可能的、很可能的或者是必要的进步观念植根于一个信念，即艺术、科技、知识、自由的发展会给人类带来好处”。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一直被看成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富裕和幸福的明灯。由于知识能够储存，具有累积作用，使得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它的使用使人们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促进物质产品的生产，加速财富的创造，进而推动社会形态的转换和社会进步，促使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不断变更。马克思曾设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要摆脱繁重的异化劳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给人们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发展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

　　在利奥塔看来，这完全是对科技的迷信。首先，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效果是否指向人类的进步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确实能够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增加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人类的富有，但“当代科学和技术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或者更多的、分配平均的财富”。其次，科技进步也不一定能够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科学技术愿意接受的唯一标准是成功，它与道德无涉，“因此科学技术并未完成实现普遍性的事业，而是实际上加快了合法性丧失的过程”。利奥塔要求的“重写现代性”，“首先就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最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并不见得能够丰富人的个性，使人摆脱繁重的异化劳动，使劳动成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成为完全是为了呈现主体存在的充满愉悦感的活动，从而使人全面发展，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相反，“技术科学的进步已经成为了一种加重而不是减轻不安感的手段。我们不能再把这种发展称为进步。它并不对人民的需求作出反应。相反，人——不管是作为个体和社群——似乎总是被发展的结果或影响所破坏。”利奥塔告诫我们，如果人类还盲目地相信科技理性万能，还一味追求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历史进步观，人类的痛苦、历史的悲剧可能会常演常新，永无终结。利奥塔的历史观，是一种彻底的非历史决定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严重对立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导致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其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其中对现代理性的警惕和反思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概而言之，利奥塔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企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在批判和解构的过程中，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利奥塔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着眼点、策略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