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海德格尔的技术观(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便有救。
海德格尔界定了“何为拯救?”他认为:“拯救并非意味着从危险中夺回某物。拯救的真正意义是指,某物自由地进入其现身之中。拯救大地不是控制它征服它。”也就是说,拯救是让事物自由地显现自己,敞开自己,是使事物在整体上“居于它们自身之中,这意味着它没有限制地居于相互关系之中”,而不是开发与耗尽、控制与征服事物及其自在的相互关系。有了拯救的目标,现在就要有拯救的手段和方法。在此,海德格尔借助了语言和艺术:
首先,海德格尔阐述的关于语言的思考与传统的语言观截然不同。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及其语言的推崇与偏爱,是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的用意是什么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及其语言中,人与存在保持一种原始的亲近。自柏拉图之后,尤其是到了技术时代,这种亲近关系被“主体一客体”二元对立的概念化语言打破了,存在与人隔离、疏远了。海德格尔试图令人相信,在诗性的语言中,存在经历着自身,存在与思想统一于“言说”。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进行表达的工具。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事实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只因语言自己言说,人才借此而说话。语言言说的根据不在人,而在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问题”应当从哲学移交给“思想”。“思想”与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前逻辑的、前概念化的,也即是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与存在保持的那种亲近状态,返回到“主体一客体”对立形式之前的古希腊语言中去。海德格尔这种全新语言观的实际思想主旨就在于改变技术时代人们对任何事物都试图支配和操纵之的蛮横态度,而这种态度只会掩饰事物的本质和敞开与澄明,从而影响人类的认识本身。洞察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实际主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晚期对“语言,作为存在之家”的诉说那么痴情。
其次,海德格尔对艺术的沉思也委实与众不同。他所说的“艺术”有他自己特殊的规定性:“艺术既不能认为是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认为是精神现象,它属于转让的敞开。经由转让的敞开,‘存在的意义’才能被规定。”这表明,他所沉思的艺术是不同于通常的艺术的,是服从于他的存在问题的。梵高所画的一双农妇的鞋,在海德格尔看来就别有一番意味:道出了人对大地(自然)的从属关系。后期海德格尔特别注重大地是人的居住地,是人的立足之处,是人持久的根基。这是他诗意的说法。用一般的话来说,大地也就是地球和自然,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应该加以维护的,而不应该像技术时代的人们那样,听任任何无限度的科技发展的误用乃至破坏。这也正是海德格尔诗意的说法中的潜台词。海德格尔的艺术沉思,除了绘画和建筑(如希腊庙宇等)外,还涉及到了少数与他有相同思想倾向的诗人,如荷尔德林、里尔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他认为,每一首诗都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使人从技术的生产方式的经验中,从统治利用自然的欲望中转人对世界进行思考性体验的生活中,即回到浑然一体的自然中。海德格尔的艺术沉思中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动机:在艺术中为形而上学寻找出路,以使人类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中解脱出来,以便拯救被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技解得支离破碎的自然,以拯救已被科学推到毁灭边缘的人生世界,即人的生存本身。
三 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和对语言、艺术的思考,都既有合理意义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海德格尔在尼采之后看到了技术文化是一种危机文化,因为作为万物统治者的人是中心。虽然技术人在技术中寻找自己的安宁,但他在根本上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人被技术束缚,他便在虚无中被击得粉碎。事实上,当我们反观人类文明的发展旅程时,可以看到,无论是生存困境、“文化冲突”,还是环境恶化、资源危机问题,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的矛盾问题。技术的展开与物质福利的增长,与人的存在、自由、幸福的矛盾的增长有某种联系。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文化的问题。海德格尔对提示这些问题贡献颇大。我们应当如海德格尔那样,关注我们当前打上技术烙印的文化的重大问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视野中,他对技术的考察反思是与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即从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家园出发来思考问题,体现了十分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色。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一路凯歌的今天,在科学技术极速膨胀所展示的灿烂成就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
我们在深刻领会海德格尔技术批评理论的现实意义的同时,还应看到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海德格尔为了把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病因说透,过分强调技术时代的危险,对技术的巨大解放作用,却完全只字不提。而事实上,与现代科技完全对着干是徒劳无功的,况且在具体情境中解决种种现代危机不能不求助于现代科技。既然科学技术最具有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性,人类舍弃科学技术再回归自然又不可能,那么我们就不必拒绝接受现代科技的赐福。正确的态度应是既重视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工具合理性,又重视对价值合理性的不懈追求。海德格所提出的拯救之方,即他的晦涩的语言观、艺术观的寓意在于强调自然是人生存的根基,人必须在天地之间获得自己的生存尺度,因而归根到底是“自然为人立法”,这就与康德哲学中“人为自然立法”这一根本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而实际上这两种主张都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单向的立法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互动统一,就是自然合乎人之目的性与人之合乎自然规律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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