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要遵循着辩证法的这一规律:由于内外矛盾的作用，必然要经过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辩证过程，这样必然使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呈现为若干不同质的阶段。黑格尔曾把新旧两个阶段比喻为两种安定的状态，而把夹在中间的怀疑论哲学比喻为不安定的因素和环节。正是由于有这种因素，旧的平衡、稳定才能被打破，量的积累、渐进的过程才会中断，因而才会有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蒙田的怀疑论哲学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近代的经验论、唯理论哲学之间，正是作为中间环节而起作用的。

　　欧洲哲学史家一般认为，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在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主教管区的附属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哲学。这些学校都是研究神学和哲学的中心，其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家;他们的基督教神学被称为经院神学或经院哲学。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哲学，经院哲学已经没有古希腊罗马哲学的那种“追求”或“探索”的进取精神，经院哲学本质上是神学唯心主义，它以上帝和《圣经》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证的对象，排斥对自然界的研究，排斥实际知识。经院哲学的这种蒙昧主义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堵塞了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道路。

　　蒙田的怀疑论摧毁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精神统治，中世纪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神学领域的无谓争论而转人了对现实世界本身的研究。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便成为近代英国经验论和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问题。弗兰西斯·培根把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称作(新工具》，在他看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人类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提供可靠的方法和工具。笛卡尔发表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叫作《方法谈》，他和培根一样，也把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看作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以为确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洛克更是明确地把哲学宣布为认识论，他的《人类理智论》对人的认识能力、知识的起源、确实性、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近代其他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也无不如是。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进行了长达 200年的艰苦又有成效的探索，这种探索正是由蒙田破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独断引发的。

　　蒙田认识论观点在理论形式上具有怀疑主义的特点，但同皮浪式的怀疑论有着根本的区别。、他的怀疑论思想，不是抽象地否定一切知识，不是鼓吹蒙昧主义，而是以怀疑论思想作为立足点，以促使人们破除对绝对真理的迷信，清除经院哲学留在认识道路上的迷信的垃圾，使人无止境地去探索新知。他说，当“怀疑思想家”说“我怀疑”或“我不知道”的时候，至少相信他自己的怀疑是确定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想用问题的形式陈述“我知道什么?”所以怀疑思想家并不怀疑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认识活动，“我相信我的一切力量”。这一观点对笛卡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可见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影子。蒙田的怀疑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不仅在于宣布了一种新的需要，而且还为新哲学的产生直接莫定了基础。

　　中世纪经院哲学极力证明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渺小，把人说成只是上帝的工具、附庸。而文艺复兴时期则发现了人，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和尊重。可以说，这是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再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唱出了一曲曲人的颂歌，但丁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莎士比亚把人赞为世间最优美的造物。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一书中揭示了人的尊严与幸福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崇高现实地位。作为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他强调了对人本身的研究的重要性，但与但丁、莎士比亚、皮科不同的是，蒙田更多的不是颂扬，而是无情地揭露并抨击了人的弱点、缺点乃至弊端。对人的烦扬和批评，这两个方面恰恰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对人的认识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以及所达到的完善意义上的人类自我认识。诚然，人类是世间了不起的杰作，但人类自身又有着许多缺点、弊端。蒙田用他的怀疑主义对人类理性的种种虚骄做了猛烈的摧毁。他指出，人类狂妄地把自己看作是天地间最高尚的生灵，然而一般动物也和人一样具有务实的理性，人们的理智和推理并不可靠，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靠不住。如果说皮科对人的颂扬是当时热情奔放地向封建神学作战、争取人权所必须的，那么蒙田怀疑论对人的批评则是冷静沉思人类自身改善问题时必然会出现的。蒙田针对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指出人应当先“量量自己”。这个思想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蒙田生活的时代，有太多丑恶的东西，他不能不持一种反讽的怀疑的目光看待那些古往今来的动听的颂扬词藻。蒙田的深刻的自我批判和皮科的骄傲的自我肯定，形成了人的自我认识上的一种“二律背反”，推动着人类自我认识不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