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哲学(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而,托马斯所建立的理性与信仰的联盟遭到了英国唯名论的坚决反对。唯名论反对用理性来思维信仰的作法,从而消解了经院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经院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11世纪以后,西欧生产力在缓慢的积累中有了明显的提高。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成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以新兴市民阶级为载体的人文文化在13-14世纪的复兴,对经院哲学造成了更为致命的冲击。随着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神已经不再是人们思考的中心,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基督教哲学始终处在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之中。当时是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诉诸于信仰的宗教神学具有绝对的权威,然而哲学的思辨却需要理性的力量。所以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哲学其基本问题就是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基督教哲学试图调和两者,用理性来证明信仰。但是由于两者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因此最终不仅损害了信仰,也失落了理性。文艺复兴时期的反理性倾向与此不无关联,以至于直到笛卡尔才重新确立起理性的权威。 

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哲学的精神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悲剧精神,它的主题是命运、必然性和规律,不过在命运面前,希腊人不是消极的,他们对现实生活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形成了崇尚知识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基督教哲学则正好相反。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古时代的人们逃避、抛弃和否定了现实生活,以否定现实的方式谋求灵魂的救赎,视人间为走向天国的“天路历程”,试图通过信仰上帝使灵魂得到永生。显然,作为一种超越有限性的方式,基督教从信仰和情感的角度深入人心,的确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基督教哲学给哲学带来了哪些不同于希腊哲学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基督教哲学贡献给哲学的首先是它的超验性。虽然希腊思想中也不乏超验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是从主导方面看,希腊哲学是现实主义的,而基督教哲学却以弃绝尘世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无限的超感性的世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开拓并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其次是内在性。基督教使无限的精神(实体)具体化在个人的心灵之中,与希腊哲学对自然的认识不同,它诉诸于个人的内心信仰,主张灵魂的得救要求每个人的灵魂在场。再次是自由的问题。自由在希腊人那里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必然性的观念。基督教就不同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意志问题始终是基督教思想中的难题。最后是超自然主义的观念。在希腊人那里,自然是活生生的神圣的存在,而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不但没有神性,而且是上帝为人类所创造的可供其任意利用的死东西。基督教贬斥自然的观念固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然而却从另一方面为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使后人在认识世界之外亦树立了改造世界的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中世纪哲学的评价有失公允,一提到中世纪就会联想到“黑暗时期”。然而,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大约400年-1000年左右)并不是基督教的过错,主要是因为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文明被一扫而空所造成的。实际上,教会虽然伴随着世俗化对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良影响,但是最初对于保存文明的火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教会对蛮族首领的感化,没有教会对希腊文献的保护,文明很可能会付诸东流。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许只有宗教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的日耳曼各民族尚处在不十分开化的原始状态,不用说书写和阅读,甚至有些民族还没有形成文字。因而希腊文明的哲学、艺术、科学和思辨精神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的,然而福音说教却以其崇高而朴素的力量在情感上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不仅如此,而且也正是从宗教的感化出发,欧洲各民族吸取古代文明包括哲学和科学的过程才得以开始。通过教会,新世界才有可能进入旧世界的大门。当然,新旧世界的交融以基督教为中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古代文明中只有那些能够被纳入宗教的部分才能得到保存和传播,因为教会理所当然地要排斥被认为是异教或异端的东西。不过,甚至这种局限性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这些未开化民族处在幼稚状态的心灵不至于迷失在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学说之中,那是他们还不可能理解和消化的精神养分。所以,教会的确阻碍了哲学和科学思想的传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对于欧洲各民族来说也起到了循序渐进的教化作用?2] 

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基督教哲学为主体的中古哲学既开始于亦终结于理性主义的衰落和神秘主义的流行: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衰落和神秘主义的流行为它的出现创造了机会,而经院哲学唯实论理性主义的衰落和唯名论神秘主义的流行则为它的终结准备了条件。在此之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表面看起来都是在“复古”,一个复兴了古代文化,一个复兴了原始基督教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为古人“招魂”,而是为全新的近代哲学吟唱“序曲”。 

[1] [爱尔兰]爱留根纳:《论自然的区分》,1,69。

[2] [爱尔兰]爱留根纳:《论自然的区分》,1,71。

[3] [爱尔兰]爱留根纳:《论自然的区分》,1,前言。《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3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63页。

[5] [意]达米安:《论神的全能》,5。

[6] [意]安瑟尔谟:《宣讲》,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7] [意]安瑟尔谟:《上帝为什么化身为人》,1,2。

[8] [黑格尔]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 《圣经·诗篇》,14,1。

[10] [意]安瑟尔谟:《宣讲》,2-3。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1-242页。

[1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96页。

[12]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215-2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3]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75页。

[14]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216页。

[15] [法]阿伯拉尔:《对波尔费留的注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2-255页。

[16] [法]阿伯拉尔:《对波尔费留的注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6页。

[17] [法]阿伯拉尔:《对波尔费留的注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8页。

[18] [法]阿伯拉尔:《伦理学》,3。《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9] 转引自[法]E. 吉尔松、Ph. 波纳:《基督教哲学》,帕特波恩1954年版,第511页。

[20] [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0页。

[21] [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0页。

[22] [意]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I,9。

[23] [意]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I,4。

[24] [意]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IV,1。

[25] [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1,8。

[26] [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1,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0-261页。

[27] [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1,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1页。

[28] [意]托马斯·阿奎那:《论存在与本质》,4。

[29] [意]托马斯·阿奎那:《论自然的原则》。

[30] [意]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II,54。

[31] [意]托马斯·阿奎那:《论精神的受造物》,I,9。

[32] [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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