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的思考。他认为，使别国殖民化是很花钱的事情，与其这样，不如把钱用于法国本土的发展。因此，他必须尽快离开阿尔及利亚。对于政治家的政治失足，那些介入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处于常识环境和事实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应当对人类、社会、历史和宇宙负责。当时的欧洲人流行地说：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个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个世界。对此，知识分子们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于是，有的要共产主义，有的要法西斯主义，有的则都想试一试。天真的知识分子易于迈入歧途。对阿龙来说，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做人方面，人们都把他视为道德化身。他时刻保持着非凡的理性冷静，曾想与他的小同学萨特展开对话，但后者总是回避。他有三部代表作存世：《历史哲学引论》、《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和《克罗兹威茨》。 
  
       莫里亚克虽然在1952年声明过他将把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为正义、尊严和自由而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但他想的是摩纳哥，而非阿尔及利亚。当然有迹象表明，他也极其关心阿尔及利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为他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况负有不可减轻的罪责。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态度又如何呢？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报告会上的插话颇令四座惊诧。他说：“在正义与我母亲之间，我将选择我母亲。”这是一句没有事先出现在讲稿里的话。为了堵塞找茬者的嘴，不得不如是说。当时在座的人们以为这是加缪的应急性幽默，因而给予支持。这句话得以广为传诵。加缪当时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和造成的场面一定美极了。这充分表现出了他固有的勇敢。让松觉得加缪的话相当可怕。事实上，加缪一直在揭露贫穷、酷刑和殖民主义。他的立场不止在书里，更在大街上。难怪人们说，加缪是正义的象征。让松和布朗肖也都有各自的明确立场。他们的生命都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了。 


  
       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反抗者。他们要么醒世乐观，要么粉饰悲观。列维也自认为是正统派、随大流的人、讲究礼貌的平民，曾是极端结构主义者、力做有学问的反抗者、各种政治语言的宣传者、阿尔杜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心中典型的狂热信徒。阿尔杜塞等思想大师对列维一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后继有人。 
  
       哦，我们还应提及福柯。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福柯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康德”。后期福柯的主要问题是寻找真实的政治。他认为，真理的立场即风格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这位新康德在法国本土总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头脑里和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离乡情结，总想过一种异乡生活，以至打算去旧金山定居。从福柯的实际生活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究竟什么是福柯所谓的“真实政治”？在他看来，革命欲望当时已成了问题，而权力和它构成的关系才是生产性的，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产生一直是缠绵于他心中的问题。权力与真理被人们用来表明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权力既最显又最隐，开始于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形式之中。福柯试图寻找到这种权力。权力中未澄明的真实政治（政治真相）是现实社会疾病的潜在诱因。因此，只有真正寻找到这种潜在诱因，才能根治社会疾病。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是锋利的。自19世纪以来，哲学就不断接近“现时问题”，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现时既是政治的又是历史的，它是政治的历史，是历史的政治，是历史在现实政治上的内在展开。它表明了我们的目前状况和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统一。 
  
       知识分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现为呐喊，从事非政客式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是一种低下政治或准政治实验。知识分子往往脚踏两只船：创立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实践。这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甘愿为自由而冒险的在者。 
  
       随着灵魂与世纪的黑夜降临，法国知识分子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自由冒险就这样结束了，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群群晃动着、扭曲着、高矮长短的背影。笔者在本文中只能向读者展示所有这些背影中的几个片断、一些形象、部分面孔，它们足以引起我们的联想。若读者欲进一步穿过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最好阅读列维的书了。 
  
       《自由的冒险历程》是一部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还不是所有的）的澄明史、一部当代法国思想史，其背后还有一部未在本书中澄明的历史（也许已被别人书写出或正被别人书写着）。澄明的背影与未被澄明的背影都总是同时存在着，也同时晃动着。我们观看着。自由与冒险成就了知识分子，引发了种种知识分子事件，也确认了其作为为自由而冒险的法兰西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的大背影早已混入普通人群之中，不见了，但永远留在列维这本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