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介绍了哈贝马斯对以“合理化”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反思,指出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它的不合理的实现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危机并不等于现代性和理性本身的危机,并认为,不论哈贝马斯面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还是他现代性理论的研究纲领本身,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不能像哈贝马斯本人那样,认为它能够取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关键词]　合理化｜启蒙辩证法｜现代性｜生活世界｜殖民化 

一、哲学与现代性 
Ｒ Ｊ 伯恩施坦曾敏锐地指出:“也许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整个理智方案和他的基本立场概括为写一部新的《启蒙辩证法》———一部既公正地对待启蒙传统的阴暗面,解释它的原因,又要兑现和阐述自由、正义和幸福的希望这些仍然固执地向我们诉说的东西。现代性方案既不是残忍的幻想,也不是一个已经变成暴力和恐怖的幼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仍然引导和为我们行为规定方向、并有待实现的实践任务。”①这段话对理解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主旨和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其核心问题都是对理性在现代性中的命运做出诊断。哈贝马斯正是在这一传统中确定自己研究方向和问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阅读阿多诺给了我勇气,去系统把握卢卡奇和科尔施历史地陈述的作为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的物化理论。也就是在那时,我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问题,即理性在历史中以扭曲形式实现的现代性病理学。”②作为合理化的现代性理论要解释的不仅是理性概念本身,而且也包括它在现代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中的表现。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韦伯、卢卡奇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存在着问题。他们从传统意识哲学出发对理性和合理化的研究,无法全面把握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启蒙辩证法》得出的理性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表明,批判理论陷入了危机。哈贝马斯希望通过理论范式的转型超越这一困境。他说:“向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型实际上回过头来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允许我们把社会批判理论未能完成的使命重新承担起来。”③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明显的优点。它既是共时态的,也是历时态的,既是规范的,也是批判的。他不仅试图全面揭示合理性概念的内涵和结构,也试图把握它们在现代社会和历史中的对象化形式,不仅致力于对合理性的规范标准的研究,为现代性批判提供普遍的价值和规范,而且也想通过现代社会的经验历史研究,识别和诊断理性在现代社会扭曲、变形、异化和自我毁灭的原因和后果。在他看来,交往行为理论虽然得出与马克思不同的结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实现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潜能,同样也没有实现现代社会交往理性的潜能。 
笔者认为,哈贝马斯这一研究纲领具有重要意义。在现时代,哲学的命运已经与现代性的命运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哲学的存在不是因为理性已经实现,而是它尚未实现,哲学必须对这现实提出解释,并为理性的实现指明方向。今天我们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哲学的创新已经不能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孤立地研究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或历史观问题,也不能把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价值与制度截然分开,它既要阐明自己的理性立场,同时也必须回答我们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范例。 
但是,哈贝马斯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已经过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纲领已经失去了道德和政治合法性等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从根本上说,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服务于他对批判理论传统的自由主义改造,这一改造的基本思路是沿着自由民主主义传统,在资本主义内部加强政治公共领域的作用,限制资本主义的片面发展。这一方案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激进性,但是,在今天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劳动者越来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形势下,其激进性日益弱化。 
二、合理化的辩证法 
哈贝马斯1980年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中概括了启蒙时代现代性的理想:“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系统阐述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照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也有意于把上述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专业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④启蒙理想实际上就是社会合理化的理想,它相信合理的知识和文化具有塑造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力量。理性和知识的进步不仅是个人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提高,也是整个社会生活和制度合理化的基础。 
如果说黑格尔奠定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基础,韦伯则提供了对现代性分析的社会理论模式。他最先明确地把现代性理解为合理化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诊断现代性的命运。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去魅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现代经验科学、自律的艺术和普遍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正是依靠文化合理化的条件,独立于传统伦理关系的抽象劳动雇佣制度以及现代国家才有可能。 
韦伯对合理化过程的分析运用了两个不同的合理性概念。在解释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向现代意识转化时,他运用了复数、多元的合理性概念。在这里,“现代社会特有的意识结构源于文化合理化,而文化合理化包括认知、审美表现以及宗教传统的道德评价三个部分。有了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和自我表现的价值以及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三种价值领域就出现了分化,而且各自遵守自己特有的逻辑”。⑤在分析社会的合理化时,他运用的是狭义的工具合理性概念,认为目的—工具合理性概念是把握现代化的概念基础,按照目的—工具合理性组织起来的现代企业和国家是社会合理化的典型表现。基于上述分析,韦伯对现代性做了著名的诊断,他认为,随着社会合理化的成熟和完善,人类日益陷入“价值失落”和“自由失落”的困境。 
关于意义的失落,韦伯的分析是这样的:(1)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体,意味着不同价值领域的分化;(2)不同的价值领域都试图把自己的合理性的逻辑输入到社会生活结构之中,文化领域的冲突就会变成行为领域的冲动;(3)当这些相互区别的生活理想之间相互冲突的程度超过个性系统所能承担的能力时,就会出现生活意义危机。因此,理性毁灭“这种辩证法已经隐藏在宗教历史的解神秘化过程,也就是说,隐藏在了现代意识结构的解放过程当中: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从而毁灭其自身的普遍性”。⑥ 
自由失落与价值失落问题相关。现代社会价值已经多元化,不同的价值冲突缺少像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那样更高的调节力量。随着价值理性寄身于其中的宗教传统的衰落,人们越来越失去对自己行为进行价值导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追求自我利益和世俗成功之外,人生不再追求别的目的。现代企业和科层制国家正是依靠这样的文化条件才得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利用了文化合理化过程中积累的工具理性潜能,新的行为亚系统不仅独立于人们相互理解的生活世界背景,而且把自组织的功能要求强加于个人,个人不仅失去了根据价值理性自我行为定向的能力,而且陷入社会生活组织化打造的“铁笼子”之中。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现代性的诊断是片面的。 
首先,就“意义的失落”来说,韦伯是以过时—35—名家主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新启蒙辩证法”的宗教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