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个人是人的情感和性格结构构成的自我认同。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是一个由文化、社会和个人相互关联的复合体,每一部分都有其合理化要求。对文化系统来说,合理性的标准是提供足够的文化储备,为社会合法化和个人社会化提供足够的意义资源;对社会系统来说是形成合法的社会秩序,并为文化的反思和个性的自由化提供合法的保障;社会化承担着培养成熟的人格和认同感,并为参与文化和社会交往提供动机和能力的任务。任何一个领域的合理化都依赖其他领域的相应进化,同时也对其他领域的合理化起促进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文化和生活世界层面上,合理化不是社会异化和物化的根源,而是形成人类解放的条件。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理性虽然不再为人类提供美好生活的实质性指导,但是,对文化合理化和生活世界合理化的普遍条件的重建,可以为我们提供把握美好生活的程序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可以证明,世界观的解中心化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社会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交往理性的程序概念—55—名家主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新启蒙辩证法”自然也能够作为这样一种批判的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虽然生活世界的视角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但是,社会不能完全还原为生活世界。现代社会已经划分成生活世界与系统两大领域,它们建基于不同的原则。在生活世界中起作用的是社会融合原则,人际关系互动是由相互理解的共识调节的,在经济和权力系统中,行为系统是通过非规范的外在机制协调的,起作用的是系统融合原则。现代社会理论的冲突往往是两种调节原则的冲突。从社会融合出发来理解社会,社会是一个通过交往过程再生产的生活世界;从系统融合出发来理解社会,社会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但是,把两个原则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是片面的。“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把‘生活世界’和‘系统’所指的两种理论策略结合起来。”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钩是成熟的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企业和国家等功能系统不是社会毒瘤,市场与道德、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是魔鬼与上帝的冲突。市场经济和科层化的国家对维持现代社会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制度支撑,它具有生活世界所不具有的优势。交往行为的协调能力是有限的、昂贵的,它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需要反复地协调和交换意见,它无法协调大组织内部成员的互动问题。正是得益于现代经济结构和复杂的权力系统,现代社会才能自我维持和保持经济繁荣。关键不是粉碎社会所有的功能系统,把它们消融到个人自主调节的关系之中,而是正视它的存在,把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四、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做出的实质性判断,这一判断针对的不是合理化的一般过程,而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特殊形式。哈贝马斯说:“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脱钩,是欧洲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阶级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以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的扭曲和物化为标志的,生活世界受制于从金钱和权力中派生的、并变得自主的亚系统的命令。”   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悖论在于:“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之由社会融合转向独立于语言的驾驭媒体成为可能,由此分化出形式上组织起来的组织领域。作为对象化的现实,后者又反过来影响行为的组织领域,并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已处于边缘地位的生活世界之上。”   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表现为生活世界的媒介化,金钱和权力作为抽象的交往媒介取代语言的相互理解,侵入到它不该进入的领域,因而,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是“生活世界殖民化”。 
虽然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现代性危机的主要症状,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把它视为现代性的内在趋势,也不认为是社会合理化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不是由于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分化,而是由于它们力量的不平衡和冲突。仅仅从系统融合和社会融合已经大体脱钩这一事实出发,我们无法直接地推断合理化的结果是系统维持从属于生活世界的规范限制,还是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和国家的系统控制。现代性诊断和批判是具体的历史问题,不是历史哲学问题。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物化和工具理性理论的交往理论重构,它解释了资本主义合理化模式的起源和最终结果:“合理化悖论是这样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系统合理化和分化的前提和出发点,但是,随后相对于体现在生活世界中的规范约束而越来越独立,直到最后,系统的命令开始使生活世界工具化,并对它构成毁灭的威胁。”   因此,资本主义是以牺牲实践合理性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病症有着特殊的表现,它既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点有关,又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有关。现代社会已经分化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领域,生活世界又可分为由家庭和亲密关系构成的私人领域与以政治意志形成为目的的公共领域。同样,系统也分为以金钱为驾驭工具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控制媒介的国家,现代性的冲突正是在这四个领域的关系中展开的。在发达西方国家,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人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公民角色已经边缘化,日益被经济组织支配的职业者角色和福利国家支配的受益人角色取代,权力和金钱的影响源源不断地渗透到生活世界之中,社会成员不论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公共政治领域都失去了自主性。就前者来说,个人日益成为福利国家的权力网络控制的对象,变成了福利国家支配的受益人。就后者来说,西方大众民主日益成为操纵选民实现统治合法化的工具。国家与市场日益脱离了来自生活世界的规范约束,成了任意主宰个人的力量。但是,即使如此,哈贝马斯仍然坚持区分了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它的不合理的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危机并不等于现代性和理性本身的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危机的特点是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不平衡,本来应该限制和控制系统的生活世界反而受到系统的任意支配。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当代政治生活的分析之中,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危机和反抗形式做出自己的分析:“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中,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冲突,在许多方面已经偏离了围绕分配的制度化冲突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它们不是在物质再生产领域爆发,它们不能通过党派和组织疏导;它们不能被补偿缓和;相反,这些新的冲突产生于文化再生产、社会融合和社会化领域,它们以亚议会的、至少是超议会的抗议形式表现。隐含在它们之中的冲突反映了交往结构的行为领域的物化,是不能通过金钱和权力摆平的,它们主要不是福利国家提供的补偿问题,而是抗议和恢复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或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总之,新冲突不是围绕着分配问题而是围绕着有关生活形式爆发的。”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在他看来,由于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的重点已经转移,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方案都失去了意义。人类解放不是劳动的解放,而是交往关系的合理化。在新形势下,劳动解放的乌托邦已经过时了。不仅工人不再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体,而且它也不再代表合理性的要求,因为“乌托邦的重点已经从劳动概念转向交往概念”   。这种乌托邦追求的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交往关系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理论具有合理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西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也为西方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合理的辩护。但是,这一理论存在的问题在于,它不是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补充和发展,而是视为对它的替代。虽然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部分地涵盖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和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成果,但是,从生活世界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毕竟取代不了从生产关系的阶级视角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所有内涵。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像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日益展示着其生命力,因此,用交往乌托邦完全取代劳动乌托邦还为时尚早。 ，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