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学世界观的意义结构作为参照标准的,因而不能作为判断文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体并不必然导致从一神教、价值绝对主义到多神教和价值相对主义。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超验理性是没有寄身之所的,理性的同一性只能体现在合理性、有效性要求的共同程序性证明之中。科学、道德、艺术等知识领域的分化推论不出一定会发生价值冲突的结论。 
其次,就自由的失落来说,韦伯的理解也是片面的。虽然在讨论文化合理化时,他使用了复杂的实践合理性概念。但在讨论社会合理化时,韦伯运用的是目的—工具合理性,因此他认为社会合理化与个人自由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的趋势。哈贝马斯认为,实际上,社会合理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科层化,也意味着自我反思能力和民主地协调社会能力的提高。正如杜克海姆和米德等人著作中所分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和现代性是一个价值普遍化和生活理想个人主义化同时发展的过程,韦伯只把握到工具理性的制度化,没有充分考虑交往合理性潜能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 
韦伯揭示的合理化悖论影响到从卢卡奇到阿多诺的物化和工具理性理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力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从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可以找出一切对象性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市民社会主体性形式的原型。”⑦而这一对象化的形式核心是目的和工具合理性。卢卡奇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⑧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论是相对于传统的过去还是解放的未来都是巨大的倒退。在传统社会中,社会领域的互动关系受传统规范的自然约束,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有一定的自主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生产是按照交换价值原则来组织的,生产者的劳动成了商品,社会关系受抽象的等价交换原则支配,在这里,目的合理的行为与商品社会的金钱结合在一起,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这样,社会关系就物化了。 
但是,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物化和异化是有一定限度的,物化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精神的复仇”,无产阶级最终会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客体,而且也是主体。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下,无产阶级将扬弃商品交换的对象化意识形式,重建阶级本身的集体共同意志,使社会生活重新回到相互理解的伦理关系之中。卢卡奇的理论论证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特征,正如韦默尔所评论的:“卢卡奇试图在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背后,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卢卡奇这一尝试是他努力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意义这样一个宏观设计的组成部分。卢卡奇的尝试失败了,我认为,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失败的原因竟然在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回到了客观唯心主义。”⑨ 
卢卡奇方案的失败引起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社会批判理论家的重新思索。他们既继承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纲领,同时又把它推向极端。他们不仅把工具理性的合理化概念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而且用于解释整个人类启蒙和文明化的整个过程。在他们看来,物化和异化有着更深的根源,在人性中、在人类追求自我主宰的启蒙中,已经埋藏着自我毁灭的根源。阿多诺等人按照韦伯的目的和形式合理性概念来理解启蒙:“对启蒙来说,任何不符合计算和功利原则的东西都是可疑的。”⑩启蒙是以形式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把握世界,在这里,“数字成了启蒙的原则。数量关系也支配着资本主义的法律和商品交换。”   不是商品交换产生了抽象的同一性原则,而是抽象同一性产生了商品交换的对象化意识。 
阿多诺等人并不满足于揭示商品交换与同一性原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而且强调启蒙与物化的历史统一性。启蒙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但是,“当人从他自身中去掉自然意识时,人在生活中维持的一切目的,社会进步,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提高,以及意识本身都无意义了。手段被神化为目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了显著的荒诞特征,而这在主体的史前史中已经露出端倪。”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人类自我生存的要求产生了对自然的支配意识,而对自然的支配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统治和自我的内在压抑:“正如今天的生活日益屈从于合理化和计划一样,个人的生命,包括他最隐秘的冲动,即以前是是他的私人领域的一切,现在都必须考虑合理化和计划了。”   社会的合理化不仅剥夺了人类通过更高的理性把握价值和意义的能力,也取消了个人的自由。 
关于对现代性的物化和异化批判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哈贝马斯说:“一方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究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或者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的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合理化模式的片面性,但是,由于意识哲学的限制,他们无法明确区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结果用来与这种现代性片面合理化相对抗的只能是某种无法用概念表达的乌托邦。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风险的过程,矛盾双方是日常交往的合理化和目的行为亚系统的不断增长的复杂化,冲突不是发生在交往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而是发生在社会融合原则的生活世界与系统融合的行为系统之间。现代性理论必须结合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和行为理论是辩证法总体性的一个片断,马克思和卢卡奇虽然都使用了这个概念,但他们并没有用相应的概念对此加以重构。”   哈贝马斯试图把握社会合理化的一般进程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片面性做出诊断,超越韦伯和阿多诺等人陷入的理性悲观主义的现代性观。 
三、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化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研究社会合理化的范例,因为它从世界观合理化入手寻找社会合理化的源头,反过来又分析这种合理化的结果对生活世界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区分个人行为取向与社会系统。哈贝马斯主张把解释学的理解方法与功能主义系统方法结合起来,区分生活世界和系统,把握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一般进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起源于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体和价值领域的分化:(1)科学开始独立于神学和道德实践问题,依据内在的真理性要求来处理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2)艺术开始放弃宗教膜拜价值和实用价值,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审美价值;(3)伦理政治等实践问题脱离宗教和传统权威,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生产和评价的机制和专门机构。文化合理化对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认知、规范和审美等有效性要求而各自获得专业化的知识产生机制,渗透到日常交往层面当中,并且取代了传统知识主宰互动的功能。”   在现代社会,行为共识不再依赖传统和常识提供的指导,而是直接依靠参与者的解释或间接依靠专家的知识。 
同时,文化合理化也为社会结构变化提供了条件:“众多现象表明,意见、义务以及需要等主观性在不断增强,时间观念越来越充满反思化,空间意识越来越灵活多变。宗教信仰私人化了。随着市民家庭的兴起和社区宗教观念的分化,形成了新的内在领域,它建立在深层的反思文化和情感文化当中,改变了社会化的前提。同时还出现了一种由私人组成的政治文化公共领域作为固定的批判媒介,它改变了政治合法化前提。”   
文化合理化不仅形成了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和价值评价机制,而且对传统的生活世界构成了合理化的动力。在文化合理化的压力下,混为一体的传统生活世界分化为文化、社会和个人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文化被理解为知识的储存库、人们日常交往的背景共识和知识来源;社会是规范调节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