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的哲学行为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这里，大概算是到了让哲学真正进入死亡的最后一幕。
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什么新创立的哲学派别，而是一种埋葬一切哲学派别的文艺化话语风格。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是法国人，他的哲学获得了欧洲，其中特别是英国、德国的哲学家的发展和推进，到了二十世纪末，仍旧由法国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基本上都是法国人)出面来把它埋葬。这与其说是出于巧合，还不如说是出于某种宇宙对称原理的公平原则，即一个大的循环最后又回到原点。
笛卡儿作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是以逻辑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等身份出现的，其哲学的出现强烈地体现了人类的自然理性。其哲学经后人的发展推进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总之，大大高扬了人类的理性主义精神。然而，作为哲学的埋葬者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其反对的目标恰恰是理性主义本身，是对启蒙主义的颠覆。由于上述情况，人们会很容易发现，先前的哲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在创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人类自身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而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重点则在揭露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现状的危机，由此反而解构既存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很显然，后现代主义者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实在在的反哲学家，不是哲学的建设者，而是埋葬哲学的掘墓人。由于哲学(在历史上与神学的联姻)生下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已经完全被体现为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并愈来愈被后二者所超越，所以，实际上哲学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生命力了，因此，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死亡是自然的归宿，毫不足怪。问题在于，人类未来的命运仅靠既存的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性主义即可获得完全安全的保障了吗?后现代主义者对危机的揭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至少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相当真实的。可是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是成功的破坏者，却远不必是成功的创造者。笔者认为，未来的人类命运的问题需要靠新时代的人学来审视，并求得解决。人学的逻辑远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逻辑，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创立人学的逻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是道德真空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亟待更新逻辑、呼唤逻辑革命的时代，人类必须创造三元乃至多元的逻辑来取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逻辑。这不仅仅是改造自然、社会的需要，更是改造人类自身也即人性的需要。
后现代主义者作为哲学的破坏者和埋葬者来说，其任务是完成得相当出色的，但仅仅破坏是不能改善人类的命运的。可悲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破坏哲学本身，而且还要取消哲学所要求的关心人类命运的“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利奥塔(1924～1998)在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论文中即明确地指出了上述观点。利奥塔说：“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使用元话语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样的元话语明显地诉诸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的主体，以及对财富创造的解放。”他直接定义“后现代”为“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1〕，仅仅“不信任”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还要取消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由于方法论素质的欠缺，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是对这种“关切”的放弃。利奥塔认为，哲学的叙事是违反规则地帮助科学取得了世界的统治地位，它倚仗哲学叙事的两大神话：一曰关于人性的解放；二曰关于知识的统一性。前者属于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后者属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二者连同英美传统的经验的相对主义，共同构成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宗旨是要超越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性哲学的基础：批判二元论尤其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模式，批判还原的知识论基础，批判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批判以人类中心论为主导的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很明白，如果没有了二元论，没有了还原论，没有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论，没有了人类中心论的人道主义等等，西方哲学还怎么存在下去呢?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又被称为解构(哲学 )主义者，他们自觉地充当西方哲学最后的埋葬者。
利奥塔、福科、德里达(1930～)等是几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其中福科甚至被称为与柏格森、萨特并列的当代法国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当代有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法国还是他国)?我认为没有。柏格森、萨特，再加上福科，我都只视为不过是杰出的人文学者而已，伟大的哲学家谈不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谁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值得后人继续加以发展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柏格森、萨特没有，福科就更没有，至少前二者还没有以“解构”哲学为己任，而福科是要彻底解构西方哲学的人。
关于福科的哲学倾向，他本人自称：“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2〕福科此说是在否认自己与当时大行其道的各种思潮的关系，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福科决不是在继续谈论哲学，因为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即逻辑是最讲知识的共性和普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所有作家其实都只能说是社会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想评论家，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如利奥塔、福科、德里达、德留兹(1925～1996)等人，甚至他们在“解构”意义上的先驱，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所谓的三位怀疑主义的思想大师，也难以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事实上，西方哲学的解构的先驱应首推马克思，因为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在西方哲学界才产生了明确意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前面曾说到，摧毁二元论哲学基础的工作是从或者倒退到一元论，或者推向混沌的多元论进行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只有到了马克思才开始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尼采是非理性主义者，是十足的哲学基础的攻击者、解构者，因而不可能是纯粹的哲学家。弗洛伊德用非科学的方法建构“科学”，因此他也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维护者。这三位的确可以算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掘墓者，也即后现代主义者的先驱。
福科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来取代对理性、社会、人的一般研究，他的见解新颖，有个性，有时也的确比较精辟、深刻，但他的方法(如他本人所言 )是非科学的。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在解构既存知识的一切先在的理性“结构”，他的“系谱学”“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他自称其“系谱学是完全反科学的”。
无论福科的“知识论”研究抑或“系谱学”研究，都只是对哲学进行解构的尝试，都只是一次性的破坏工具，不具备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的价值。他的关于性的研究就更是如此。在福科的研究中，过去哲学关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画像全都被取消了。福科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劳动创造，而只是快乐、休息、躁动。福科摧毁理性主义的目的不是在推向更高级的精神性，例如真理的信仰、仁爱的情感、美的自由等等，而是退回到人的原欲，其中特别是回到性欲的快乐中去。福科本人死于爱滋病与他的这种追求不无关系。
德里达被一些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最为“纯粹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按反讽的意义去理解的话，我倒是认为，德里达更像是一位颇为坚忍的与纯粹哲学处处对着干的语言文字的游戏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解构主义的立场，他的与纯粹哲学对着干的表演最为鲜明。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可以有让人颇觉哲学可疑并从而摒弃它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德里达的学说实在也有一点“有理三分辩，无理辩三分”，甚至有时还似乎有点无理取闹之嫌。虽然他可能确实已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弊病，然而他
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什么新创立的哲学派别，而是一种埋葬一切哲学派别的文艺化话语风格。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是法国人，他的哲学获得了欧洲，其中特别是英国、德国的哲学家的发展和推进，到了二十世纪末，仍旧由法国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基本上都是法国人)出面来把它埋葬。这与其说是出于巧合，还不如说是出于某种宇宙对称原理的公平原则，即一个大的循环最后又回到原点。
笛卡儿作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是以逻辑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等身份出现的，其哲学的出现强烈地体现了人类的自然理性。其哲学经后人的发展推进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总之，大大高扬了人类的理性主义精神。然而，作为哲学的埋葬者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其反对的目标恰恰是理性主义本身，是对启蒙主义的颠覆。由于上述情况，人们会很容易发现，先前的哲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在创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人类自身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而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重点则在揭露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现状的危机，由此反而解构既存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很显然，后现代主义者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实在在的反哲学家，不是哲学的建设者，而是埋葬哲学的掘墓人。由于哲学(在历史上与神学的联姻)生下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已经完全被体现为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并愈来愈被后二者所超越，所以，实际上哲学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生命力了，因此，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死亡是自然的归宿，毫不足怪。问题在于，人类未来的命运仅靠既存的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性主义即可获得完全安全的保障了吗?后现代主义者对危机的揭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至少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相当真实的。可是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是成功的破坏者，却远不必是成功的创造者。笔者认为，未来的人类命运的问题需要靠新时代的人学来审视，并求得解决。人学的逻辑远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逻辑，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创立人学的逻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是道德真空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亟待更新逻辑、呼唤逻辑革命的时代，人类必须创造三元乃至多元的逻辑来取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逻辑。这不仅仅是改造自然、社会的需要，更是改造人类自身也即人性的需要。
后现代主义者作为哲学的破坏者和埋葬者来说，其任务是完成得相当出色的，但仅仅破坏是不能改善人类的命运的。可悲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破坏哲学本身，而且还要取消哲学所要求的关心人类命运的“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利奥塔(1924～1998)在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论文中即明确地指出了上述观点。利奥塔说：“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使用元话语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样的元话语明显地诉诸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的主体，以及对财富创造的解放。”他直接定义“后现代”为“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1〕，仅仅“不信任”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还要取消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由于方法论素质的欠缺，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是对这种“关切”的放弃。利奥塔认为，哲学的叙事是违反规则地帮助科学取得了世界的统治地位，它倚仗哲学叙事的两大神话：一曰关于人性的解放；二曰关于知识的统一性。前者属于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后者属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二者连同英美传统的经验的相对主义，共同构成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宗旨是要超越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性哲学的基础：批判二元论尤其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模式，批判还原的知识论基础，批判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批判以人类中心论为主导的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很明白，如果没有了二元论，没有了还原论，没有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论，没有了人类中心论的人道主义等等，西方哲学还怎么存在下去呢?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又被称为解构(哲学 )主义者，他们自觉地充当西方哲学最后的埋葬者。
利奥塔、福科、德里达(1930～)等是几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其中福科甚至被称为与柏格森、萨特并列的当代法国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当代有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法国还是他国)?我认为没有。柏格森、萨特，再加上福科，我都只视为不过是杰出的人文学者而已，伟大的哲学家谈不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谁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值得后人继续加以发展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柏格森、萨特没有，福科就更没有，至少前二者还没有以“解构”哲学为己任，而福科是要彻底解构西方哲学的人。
关于福科的哲学倾向，他本人自称：“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2〕福科此说是在否认自己与当时大行其道的各种思潮的关系，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福科决不是在继续谈论哲学，因为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即逻辑是最讲知识的共性和普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所有作家其实都只能说是社会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想评论家，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如利奥塔、福科、德里达、德留兹(1925～1996)等人，甚至他们在“解构”意义上的先驱，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所谓的三位怀疑主义的思想大师，也难以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事实上，西方哲学的解构的先驱应首推马克思，因为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在西方哲学界才产生了明确意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前面曾说到，摧毁二元论哲学基础的工作是从或者倒退到一元论，或者推向混沌的多元论进行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只有到了马克思才开始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尼采是非理性主义者，是十足的哲学基础的攻击者、解构者，因而不可能是纯粹的哲学家。弗洛伊德用非科学的方法建构“科学”，因此他也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维护者。这三位的确可以算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掘墓者，也即后现代主义者的先驱。
福科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来取代对理性、社会、人的一般研究，他的见解新颖，有个性，有时也的确比较精辟、深刻，但他的方法(如他本人所言 )是非科学的。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在解构既存知识的一切先在的理性“结构”，他的“系谱学”“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他自称其“系谱学是完全反科学的”。
无论福科的“知识论”研究抑或“系谱学”研究，都只是对哲学进行解构的尝试，都只是一次性的破坏工具，不具备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的价值。他的关于性的研究就更是如此。在福科的研究中，过去哲学关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画像全都被取消了。福科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劳动创造，而只是快乐、休息、躁动。福科摧毁理性主义的目的不是在推向更高级的精神性，例如真理的信仰、仁爱的情感、美的自由等等，而是退回到人的原欲，其中特别是回到性欲的快乐中去。福科本人死于爱滋病与他的这种追求不无关系。
德里达被一些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最为“纯粹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按反讽的意义去理解的话，我倒是认为，德里达更像是一位颇为坚忍的与纯粹哲学处处对着干的语言文字的游戏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解构主义的立场，他的与纯粹哲学对着干的表演最为鲜明。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可以有让人颇觉哲学可疑并从而摒弃它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德里达的学说实在也有一点“有理三分辩，无理辩三分”，甚至有时还似乎有点无理取闹之嫌。虽然他可能确实已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弊病，然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