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共鸣，正是由于它们说明了一种新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及这种孤独和无权力感觉。对于孤独和无权力，新教走向了“服从”，服从一个最高的权威――上帝，贬低人类，强调人类的邪恶，否定人类的力量。这种服从总是带着“疑虑”，即使是路德，“直到他临终为止，他仍受着疑虑的困扰，因此必须重新加强其外界权威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疑虑”。这种“疑虑”也可以在基尔克果身上发现，但他认为“疑虑”正是“受难”的一种方式。“另外，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一种办法就是：疯狂地活动，拼命地做事”。或简单地来说，就是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对于新教教义，弗洛姆令人吃惊地说道：“新教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弗洛姆还批评了路德对人自尊和价值的贬低，以及加尔文对两种人（得救的人和永受谴责的人）的划分。新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弗洛姆看来，更多的是带有贬义特征。韦伯和弗洛姆都认为新教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有贡献，但弗洛姆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存在很大局限性。 


弗洛姆在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增加人类自由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在此意义上，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他说：“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笔者：消极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笔者：积极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 弗洛姆又说道：“判断自由之实现的唯一标准是，个人是否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是不相同的。柏林的自由侧重个人形式上的权利，弗洛姆的自由侧重实质上的自由状态。举个例子，一个年青人在DISCO舞厅里嘣迪放纵，在权利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但在精神意义上是不自由的。 
接下来，弗洛姆讨论了“逃避自由”这一心理机制。面对个人的孤独和无权力感，个人有两种方法：即上文的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第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放弃个人的独立自由，寻求新的束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这种心理机制最显明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心理基础是“虐待狂与被虐待狂”。这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心理根源。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特征，每个人都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所以，不要说“我们深受极权之害”，而应该说“我们就是极权主义者”。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从内心摆脱了极权主义，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是极权主义吗？当每一个个体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忏悔，真诚地面对邻居，真诚地去爱，这个社会还会是孤寂的沙漠吗？第二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破坏性”，摧毁外在的东西，以消除无权力的感觉。这种破坏性，往往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字眼来掩饰。第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舍己的自动适应”，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当代社会中所用的方法：“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诚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看到的，传媒上推销一种“个性”，于是大众就纷纷追求这种“个性”，却不知道这种“从众心”本身就是没有个性的表现。 
最后一章，弗洛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阿伦特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应当可以看作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 
在本文的最后，弗洛姆写道：“唯有当民主不退却，而采取攻势，并进一步了解以前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其心目中所抱的民主目标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才能战胜所有各种独裁集权制度。唯有当民主能灌输给人们一种最强烈的，对生命与真理及自由的信心，深信自由是积极而自发地实现个人自我，唯有这样，民主才能战胜种种虚无主义的势力。” 
2．《爱的艺术》（1956）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算计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圣经　哥林多前书》 

在《逃避自由》一文中，弗洛姆提及爱是积极自由的一种，本文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人从母体，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他越是体验到分离，他越是焦虑，也就越迫切地寻求逃避分离的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癫狂状态”，即某类公共参与的狂欢。由于其公共性，就减少了分离感。由于公共性，群众的罪恶就没有负罪感。如当代社会的嘣迪、吃摇头丸，再如大学生的毕业狂欢也有轻度的癫狂状态。这种对分离感的摆脱类似于吃鸦片，造成的结果是分离感越演越烈。 
第二种途径是“与群众保持一致”，个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消失，生存的唯一目的是融化于整体之中。专制国家通过威迫恐吓的手段强使个人与群体保持一致，民主国家则通过建议、宣传来达到目的。个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与众人保持一致，还以为是自己的看法。这种现象可以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电视广告推销一种“个性产品”，青年们赶紧争相购买。有了这种“个性产品”，青年们觉得自己很有个性。类似的情况，我们对玄奘的理解还不是来自《西游记》和《大话西游》吗，我们对佛教的理解还不是来自教科书的“思想鸦片”说？又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被我们“有个性”地冷嘲热讽？另外，在这种一致化中，现代生活尚有另一基本特征，即工作的程式化，娱乐的公式化。工作的程序化，这在我是深有体会的。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工厂上班。每天九点刷卡上班，晚上六点下班。有时下生产线，第一次还有点趣味，但想着日复一日地做一个装CPU的动作，实在不寒而栗。我经常会想，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在这里呆上三年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机器人还是人吗？再说娱乐的公式化，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不就是吃饭，不就是说说黄色笑话，不就是到KTV唱歌，不就是到夜总会看艳情表演，不就是四处寻找性刺激。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娱乐生活？ 
第三种途径是“创造活动”。这种生产性劳动是指我所计划、从事并能见到其成效的劳动。这与阿伦特的“工作”概念有类似之处。 
第四种途径就是“爱”。对于这条途径，弗洛姆说道：“完善的解答存在于人与人的结合中，人与他人的和谐相融中，即存在于爱之中。”这里说的“爱”，指的是对生存问题之完善答案的爱，而不是指共生结合下不完善的爱。共生结合的被动形式为属从，有受虐特征；共生结合的主动形式是支配，有施虐特征。这两者相依为命，也会互相转化。而成熟的爱乃是保全个体的个性，整体性的结合。爱是人积极能动的力量，它打破了分离感。“爱”萌发出一种二律背反：相爱双方融合为一，但仍为二体。 
爱是一种“行动”（斯宾诺莎的定义），而不是“炽情”；“爱”是一种积极情感，，不是一种消极情感。 
爱的本质是给予而非获取。给予，如果用佛教术语来说，就是布施。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 
除给予外，爱的本质要素还有：关切、责任、尊重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