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一章，弗洛姆谈爱的实践。他认为，要掌握一门艺术实践，要有以下条件：训练、专一、耐心和全力以赴。而要掌握“爱”这门艺术，要有一些特殊要求：克服其自恋情绪、发展谦卑，客观和理性的态度、理智的信仰、主动性。 

3．读《人心――人的善恶天性》（1964）［3］ 
“凡夫心一念，即具十界，悉有恶业性相，只恶性相即善性相，由恶有善，离恶无善，翻于诸恶，即善资成。” ――智者大师《妙法莲花经玄义》卷5下 

如果说人性是纯粹恶的，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善良的人、善良的事？如果说人性是纯粹善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出现二次世界大战、奥斯维星惨案、南京大屠杀、卡廷森林惨案和美丽岛事件？ 
《人心――人的善恶天性》是弗洛姆的晚期著作，主要讨论人性的善恶天性。 
首先，弗洛姆认为：“有三种现象形成人格定向的最恶毒和最危险的形式的基础，它们就是：爱死、恶性自恋和乱伦共生固恋。这三种定向结合起来形成‘衰败综合症’，它促使人们为破坏而破坏，为憎恨而憎恨。相对于‘衰败综合症’，我将描述‘成长综合症’，它是由爱生（相对于爱死）、爱人（相对于自恋）和独立性（相对于乱伦共生固恋）所组成。” 


形成“衰败综合症”的人是很少的，比如希特勒，斯大林。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生的方向或死的方向，善的方向或恶的方向。每个人都有善和恶的潜在性，这正是弗洛姆的“善恶同体论”。 
我也持类似看法，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善恶同体”的。在当前态下，由于公众意识的污染下，由于每个个体的动物性，每个人恶多善少。但人又有反省之心、忏悔之心，可以走向“救赎之路”，从而不断地涤除恶性，不断增进善性。这一“救赎之路”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在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虽然我还是罪恶的，但我毕竟变好了一点点。”相对于“性恶论”，“善恶同体论”更加温情，给人以希望，唤醒人类心中的善性；相对于“性善论”，“善恶同体论”更加现实，勇于正视自身的罪恶，使人趋避心中的恶性。另外，“性善论”或“性恶论”都是典型的二元论思维，其实具体的一个人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的一件事也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上的混合。 
弗洛姆接下来区分了暴力的几种形式：第一种，最正常的和非病理性的暴力形式是“游戏式暴力”，如比剑，打CS等；另外一种是用于捍卫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的“反应式暴力”，现代战争往往借“反应式暴力”的羊头：“几乎没有一例侵略战争而不用防御战争的辞藻来掩饰”；第二种是有更多病理特征的“报复性暴力”，这种暴力趋向破坏，而非建设。它与孩童生活时的“信任破灭”紧密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被收容虐待者的复仇情绪中看出来，我们也可以从丁文海的报复性犯罪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严打期间被从重判刑者的身上看出来。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丧失了对执法者、对领导者的信任时，这种“信任破灭”很容易导向“破坏性”暴力。一个人被不公正对待，却能不失信念，那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昂山素季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她说：“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不怕他们（注：包围她的士兵）”；第三种是病理性更强的“补偿性暴力”，没有创造性的人以此来替代创造性活动，例如古罗马的角斗。补偿性暴力是丧失生命力和削弱生命力的结果，而且是必然的结果。治愈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挥人的创造性潜力；第四种暴力形式是原始的“喋血渴望”，这一类暴力是人向动物性的回归。 
下面，弗洛姆依次讨论“爱死和爱生”、“个体自恋和社会自恋”和“乱伦固恋”这些主题。对于这些主题，本文不再详细介绍，以下只是选择一些思想片断进行评述。 
弗洛姆在讨论“爱死”的社会条件时，谈到消费社会中媒体对个体“爱死”的影响。他说：“请考虑一下杀人在我们的娱乐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电影、连环画和报纸充满了刺激，充满了破坏、虐待和暴行的报道。”是呀，想想我们的社会，电影电视上有多少暴力和色情，新浪网易等网络站点上又有多少暴力和色情，电脑游戏里面又有多少暴力和色情。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竟可以直播伊拉克战争，又有多少人在高呼着“刺激”。暴力，色情，刺激，这就是媒体的关键词，它们正在同化着我们的下一代，它们正在使我们趋向“爱死”。以佛法来看，随顺一件恶行，就是参与了一件恶行。处于此疯狂的消费社会，不可不小心呀！在我看来，“爱死”可以对应佛法里的“嗔心”，对治的最好办法是“慈悲”。 
弗洛姆在批判独裁者如凯撒、希特勒的自恋时说：“他越是想成为神，他自身就越与人类种族相分离；这一分离使得他恐慌，每个人都成为他的敌人。而且，为了免受恐慌之苦，他不得不增强他的权力、他的残忍和他的自恋。”这一心理特征，深刻地描述了独裁者的内心特征。 
另外，相对于个体自恋，群体自恋更难辩认。当一个演讲家说：“别人都是不好的，我是好的”，他会让人笑；但如果他说：“别的民族都是不好的，我们民族是最好的”，大家就会纷纷鼓掌。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民族包含了每一个个体，“民族自恋”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满足了“个体自恋”。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合理的”与理性毫无关系，只是与舆论有关。大家说好，肯定就是好的。大家都说自己的民族是最好的，那它就肯定是最好的。在我看来，自恋可以对应佛法里的“我执”，对治的最好方法是“无执”。 


关于乱伦固恋，弗洛姆不同意弗洛依得对“性欲”的强调，而诉诸于一种前俄狄浦斯的依恋情结。在他看来，“母亲是保护和保证确定性的第一个化身”。当孩子长大后，母亲形象经常会被家庭、部落、民族和宗教所代替。 
弗洛姆对以上心理分析进行综合。“爱死”、“自恋”、“乱伦共生”共同组成了“衰败综合症”，这是回归方式；相对应的，“爱生”、“对邻居－陌生人之爱”、“独立自由”共同组成了“成长综合症”，这是发展方式。在回归与发展这两条道路上，人有选择的自由和责任，正如同基尔克果所说“非此即彼”式的选择。这种选择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缓慢的、累加的。一连串的选择影响了最后的选择，甚至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对此，弗洛姆举了个例子：一个还有道德心的勾引者受肉体激情的呼唤，一开始选择了与女孩约会，就很可能会导致最终与这个女孩上床。同样，如果我们随顺了传媒上的暴力事件，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以后实际的暴力行为。选择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做的是，“已有的善令其增长，没有的善令其有，已有的恶令其减少，没有的恶让它不再生”。如此“善的累积”，才能真正走向“救赎之路”。 
注意到，在弗洛姆看来，“原始”和“回归”等往往是贬义词。但在中国文化看来，回归自然，回归原始却一般带有褒义特征。这或许是西方“性恶论”传统与东方“性善论”传统的影响。虽然弗洛姆持“善恶同体论”，但他还是受到西方传统的影响。 
在本文的最后，弗洛姆说道：“确实，为了选择善，我们必须要有意识。不过，倘若我们失去由其他人的苦恼，其他人友好的凝视，一只鸟的歌唱，草地的绿色所感动的能力，认识也对我们无甚助益。” 

参考文献： 
1．埃里希•弗洛姆著，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E•弗洛姆著，罗原译，生命之爱，工人出版社，1988 
3．埃里希•弗洛姆著，范瑞平等译，人心――人的善恶天性，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4．弗洛姆著，冯川主编，弗洛姆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 
5．崔卫平著，汉娜·阿伦特主要著作简介，电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