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海德格尔显然并不认为政治世界或政治哲学方面可以突破这种“技术世界观”的全面主宰。这一点施特劳斯事实上是认同的，虽然他强调现代性的问题首先来自道德政治世界观的变化，然后才是自然世界观的变化，但他同样反复强调哲学的最深危机在于十七世纪以来“自然”的概念已经完全改变，“科学”的概念也完全改变，亦即“自然”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科学本身完全以“技术”控制为方向，这导致原先以“自然”为根基的“哲学”已经不可能。其结果则是“政治”这一最实践、最人世、最特殊的世界恰恰被提升到了“最哲学、最理论、最普遍”的“科学”层面来，而“哲学”本身反过来恰恰成了最实际最人世的考虑，因为它实际上都是在致力于改造人类生活世界使之成为“科学技术世界”的一部分。施特劳斯因此多次说，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全面胜利所导致，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政治哲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亦即不可能真正恢复“哲学”。他不无谦虚地说，他的“政治哲学”只能针对其中一部分的问题，即力图颠覆“现代社会科学”所构筑的那个虚假生活世界，使人认识“政治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女王”（politicalphilosophyistherightfulqueenofthesocialsciences）。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科学背后是更强势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整套“现代知识观”，这自然科学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更大虚假生活世界则非他能够处理了。应该说，后者正是海德格尔的工作，即力图颠覆这整个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及其营造的更大技术世界整体。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到晚年仍然说“我越是理解海德格尔的意图所在，就越是觉得仍然远远没能把握他。我能想象的天下最愚蠢的事就是闭上眼睛不读海德格尔的著作。”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对海德格尔“哲学终结”的一种深刻回应。他事实上完全承认海德格革命的意义即旧意义上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由于现代性的展开而已经终结。他与海德格尔一样在寻求和思考“形尔上学终结以后”的思想或哲学的可能道路。但他的路不同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走向“诗思哲学”，而施特劳斯则认为必须走向“政治哲学”；海德格认为出路在于走回“前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则恰恰认为出路在于重新解释“苏格拉底问题”，从而将这一传统问题完全改造为哲学必须下降为政治哲学的问题即苏格拉底为什么要下人间。直截了当地说，施特劳斯虽然强调“重返”古典，但“重返”乃重新解释传统，不存在简单重回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他否定柏拉图理念论正是明证），在这方面他决定性地受海德格影响。但他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对海德格的最深刻批判，即以“苏格拉底问题”来对抗海德格的“前苏格拉底问题”。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施特劳斯所谓“苏格拉底问题”乃是他的独门解释，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苏格拉底问题”。事实上施特劳斯和伽达默尔一样都力图从海德格手里“拯救柏拉图”，亦即以强调柏拉图的“写作”（对话）来强调柏拉图不是形尔上学，两人的路向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力图对柏拉图作“非形尔上学”的全新解释（阿伦特就完全按照海德格尔把柏拉图看成是形尔上学，因此阿伦特的“后形尔上学路向”就简单以反柏拉图出发，不再劳神重新解释柏拉图。阿伦特因此反复强调她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哲学家，而是“政治理论家”。不过晚年阿伦特另当别论）。
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问题”的独门解释，尤其在其晚年的一系列“苏格拉底研究”中得到最充分的论述。在1964年出版的《城邦与人》中，他破天荒地提出“政治哲学”就是“第一哲学”（thefirstphilosophy），这在他自己从前的著作中似乎也是从来没有的提法。换言之，在晚年的施特劳斯看来，“第一哲学”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大概因为无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都容易助长“哲学的走火入魔”倾向，只有以“政治哲学”为第一哲学才能克制哲学的走火入魔。而更重要的是，在1966年出版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两个苏格拉底”的说法，即“少年苏格拉底”，和“成年苏格拉底”。所谓“少年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以前的苏格拉底”，亦即还没有转向“政治哲学”的“自然哲人”苏格拉底，而成年苏格拉底则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亦即转变为“政治哲人”的成熟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从蒂欧提玛那里得知爱欲的秘密时似乎还太年轻”，亦即那时的苏格拉底与其他“哲人”并无不同，仍然是站在“哲学”的立场鄙视政治和道德，尚未认识到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但“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而这个“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的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亦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
施特劳斯随后就作出了一个重要观察，即虽然古代和现代都有人激烈攻击苏格拉底，但他们攻击的却不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古代攻击苏格拉底的最有名代表自然首推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云》中对苏格拉底的攻击，而现代人攻击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则首推尼采在其《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的攻击。但施特劳斯指出，阿理斯多芬和尼采攻击的完全不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因为阿里斯托芬攻击的是“少年苏格拉底”亦即还没有转变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而尼采攻击的却恰恰是“成年苏格拉底”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事实上阿里斯托芬《云》剧攻击的正是哲人苏格拉底的“癫狂”，而尼采攻击的则是政治哲人苏格拉底没有酒神精神，亦即太清醒！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凡是跟着“哲人”苏格拉底学了点哲学的人，学的首先都是“哲学的癫狂”，例如学了哲学首先就要揍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一切权威的象征，而哲学首先要的就是鄙视任何权威，打倒父亲因此正是打倒一切权威的起点。以后被雅典起诉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个“癫狂”的苏格拉底。但是施特劳斯指出，阿里斯托芬喜剧对“少年苏格拉底”的攻击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因为正是阿里斯托芬对“哲学癫狂”的攻击，使得柏拉图、色诺芬，甚至苏格拉底本人开始从“癫狂的哲学”下降到“清明和温良的政治哲学”。正因为如此，在柏拉图和色诺芬著述中的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于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苏格拉底，不是喜剧中那种“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的苏格拉底，而恰恰是“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的苏格拉底，即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施特劳斯甚至说，这个转变或许不完全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虚构，而说不定就是真实苏格拉底自己的转变！但不管怎样，尼采攻击的却恰恰是这后一个苏格拉底，即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典与现代的差异实莫大于此：尼采似乎以为他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是与阿里斯托芬的攻击一致的，殊不知阿里斯托芬绝不会攻击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即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他攻击的只是少年苏格拉底即“癫狂哲人”苏格拉底。因此，尼采和阿里斯托芬的攻击方向正好相反：阿里斯托芬攻击的是少不更事的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theSocrateswhoassailedjusticorpiety），而尼采攻击的则是柏拉图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即“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theSocrateswhodefendedjusticeandpiety）。


这里的两个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以及“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关键所在。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