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成功的科学理论去证明我们的信念，因而当代科学实在论也与常识发生了冲突。然而，科学实在论者却始终承认常识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对象，它们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而科学实在论的拥护者也求助于常识的实践去证明他们的溯因法的用法。这样，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常识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冲突又依赖。作为这个两难的解决，一些哲学家把科学推理看作与常识推理同样具体的，语境的，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这样就不应当承认有普遍的科学逻辑；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之物的标志，因而实体实在论应当是与这样的常识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说，“如果你可以喷洒它们，它们就是真实的”。在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上，塞拉斯对“科学的形象”和“显现的形象”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哲学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少哲学家从他的论述出发，更多地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范·弗拉森对“科学的形象”的反实在论处理方法。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作是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仍然在研究进化论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问题，对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与进化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对生物学进展的研究构成了新的起点，并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医学哲学也成为新兴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是一个工作重点，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特别是博弈理论模型，逐渐成为了一门多少有些普及的学科，这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来，只是由于生物学运用博弈理论重塑进化过程以及实验经济学家试图以经验模式研究经济行为，才使得这个学科得以复兴，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哲学家把博弈论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心理学哲学的复兴，这个学科以往是与哲学心理学、心灵哲学、行为主义、认知科学以及关于精神的性质问题等联系在一起的。但“认知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这使得认知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重新定义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表象、解释还原、确证等等。例如，确证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新确立了最初由亨普尔提出的确证功能模式，认知科学所解决的问题重新塑造了科学本身的性质；同样，神经科学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对表象和知识的研究。 

　　历史地说，认知科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许多导致了哲学转变的思想动力同样带来了新的认知模式，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计算机的影响，特别是它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因为计算机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推理和处理工具，而且是思考人类以及思考科学的一种模式。甚至有哲学家认为，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是“计算和信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计算”（computation）、“复杂性”（complexity）、“系统”（system）和“信息”（information）应当是最为基本的概念。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计算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有在大量研究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恰当的解决。这样，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计算机伦理学”、“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和人机互动”、“互联网文化”、“数码艺术”，“人工智能”等等。同时，这种学科的出现也使得传统的哲学问题得到了新的解答，如“身心问题”、“关于实在世界的本体论”、“语言与知识”、“逻辑与概率”以及“科学与技术”等等，也为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如“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纳什均衡问题”（Nash Equilibrium）、“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模型”等等。[3] 

　　哲学家们在这些具体学科中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们都明确地反对把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发现把自己想象为所谓“理论的”科学家是很合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实际地阐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实质性变化。 

　　当然，仍然有一些科学哲学家继续关注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关于科学史的内在主义者（internalists）和外在主义者（externalists）之间的争论，这最终由于历史学科本身转向了社会史而远离思想史，导致了外在主义者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另一方面，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也符合以相对主义思想刻画历史时期，或以文化相对主义刻画文化人类学。这里的关键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因而属于历史和文化的偶然。为了研究这种人类活动，我们就必须了解科学家成长、学习和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或认识上的具体特征，才使得科学家们持有他们的共同观点。在这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种观点要比其他的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一切都是由这些科学家们共同的时代和文化决定的。 

　　但这种相对主义往往会使人们担心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因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与种族相对主义密切相关的，在价值与科学的关系上最有影响的问题是来自医学的价值问题，医学实践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医学伦理学的实际问题，如生与死、医患关系、知情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上需要很快能够给予解答。这样，伦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就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医院的日常决策和重新制定健康政策等事务之中。而科学哲学家这时也体现出自身的用处，因为他们实际地了解在做出有用的决定中所需要的科学，他们可以研究决策的各个方面和对证据的使用。此外，伦理学的另一种实际作用还体现在职业伦理学方面，这些目前成为实践的或应用哲学的重要方面。 

　　科学哲学在讨论价值问题时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关于如何把科学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如领导决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等。同样，在讨论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仍然会涉及到价值问题，如在选择某类实验范式时所倾向的价值，或者是，在对爱滋病研究上而不是在对痢疾研究上投入更多的金钱，同样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带来了许多价值问题，如性别倾向直接影响了科学的实践活动。 

　　当然，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和话题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马哈莫（Peter Machamer）所说，“科学哲学家们仍然困惑于什么会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究竟是什么。这些是会不断出现的科学哲学问题。如今，我们仍然试图以具体的方式回答它们，这些方式会对科学和更大的世界产生影响。”[4] 

　三，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历史地说，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或者说，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对“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例如大卫·伯姆、大卫·格里芬等人把当代科学的发展看作是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因而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5]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多是从科学的外部看待科学的演变，特别是从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角度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如《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许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