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走向分析(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者对宇宙创始说、现代有机论以及灵学的推崇），因而，这种后现代的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学家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出现被看作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过程中的第三阶段。[6] 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的背景中，蒯因用实用性标准取代证实说，把本体论承诺与经验事实区分开来；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信念所至；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其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认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劳丹、范·弗拉森等人。
劳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规范的自然主义”观点，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特别是他反对普特南提出的“趋同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向某种关于实在的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不同的科学规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中，科学方法是与科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决定了有什么目的，而这样的方法又是与价值密不可分的，因为价值要求和方向确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被看作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中较弱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劳丹对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历史学派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因而他的观点在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Bas C. van Fraasen, 1943- ）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被看作是反实在论阵营中的主力成员。他于1980年发表的代表作《科学的形象》一书，被看作是开启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提出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7] “建构的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经验上的适当性”，就是说，“如果理论关于世界上可观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确切地说，如果理论‘拯救现象’，那么理论在经验上就是适当的。精确一些地说就是，这样的理论至少有一种模型，使得所有实际现象都可以填充进去。”[8] 由此，他为科学制定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而且认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绝不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他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这些都使得当今西方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使得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而这些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明显特征。[9]
[1] Peter Achinstein, “Observation and Theory”, in W.H. Newton-Smith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ss. & Oxford: Blackwell, 2000, pp.330-331.
[2] Timothy D. Lyons & Steve Clarke, “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ommonsense”, in their edited, Recent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ommonsense, Dordrecht &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 xiii-xiv.
[3] 关于“计算和信息哲学”的相关资料，可参见Luciano Floridi,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4.
[4] Peter Machamer, “ A Brief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eter Machamer & Michael Silberstein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ssachusetts & Oxford: Blackwell, 2002, p. 12.
[5] 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大卫·格里芬编，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86页。
[6] 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73-179页。他认为，第一阶段是经典的科学实在论在自身内部的分化；第二阶段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修正的科学实在论。
[7] 对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观点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郑祥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87-193页。
[8] 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郑祥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6页。
[9] 关于后现代科学哲学对当代哲学发展的意义，参见郑翔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93-201页。
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学家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出现被看作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过程中的第三阶段。[6] 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的背景中，蒯因用实用性标准取代证实说，把本体论承诺与经验事实区分开来；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信念所至；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其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认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劳丹、范·弗拉森等人。
劳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规范的自然主义”观点，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特别是他反对普特南提出的“趋同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向某种关于实在的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不同的科学规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中，科学方法是与科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决定了有什么目的，而这样的方法又是与价值密不可分的，因为价值要求和方向确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被看作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中较弱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劳丹对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历史学派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因而他的观点在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Bas C. van Fraasen, 1943- ）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被看作是反实在论阵营中的主力成员。他于1980年发表的代表作《科学的形象》一书，被看作是开启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提出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7] “建构的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经验上的适当性”，就是说，“如果理论关于世界上可观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确切地说，如果理论‘拯救现象’，那么理论在经验上就是适当的。精确一些地说就是，这样的理论至少有一种模型，使得所有实际现象都可以填充进去。”[8] 由此，他为科学制定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而且认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绝不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他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这些都使得当今西方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使得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而这些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明显特征。[9]
[1] Peter Achinstein, “Observation and Theory”, in W.H. Newton-Smith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ss. & Oxford: Blackwell, 2000, pp.330-331.
[2] Timothy D. Lyons & Steve Clarke, “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ommonsense”, in their edited, Recent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ommonsense, Dordrecht &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 xiii-xiv.
[3] 关于“计算和信息哲学”的相关资料，可参见Luciano Floridi,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4.
[4] Peter Machamer, “ A Brief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eter Machamer & Michael Silberstein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ssachusetts & Oxford: Blackwell, 2002, p. 12.
[5] 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大卫·格里芬编，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86页。
[6] 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73-179页。他认为，第一阶段是经典的科学实在论在自身内部的分化；第二阶段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修正的科学实在论。
[7] 对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观点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郑祥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87-193页。
[8] 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郑祥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6页。
[9] 关于后现代科学哲学对当代哲学发展的意义，参见郑翔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93-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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