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意指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且包括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所以其本义应为“分科之学”。汉语中的“科学”一词外延相对较窄，如果不加说明，通常意指“自然科学”；一不小心，其内涵甚至被提升到一种主义的高度。
海德格尔曾为科学下过一个形式化定义：“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按其对象的实事特征和存在方式，每个对象领域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可能的揭示、证明、论证的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形成的知识的概念构造方式。”[1]概而言之，科学是揭示人之此在的一种生存可能性的思和言，按其本质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各门实证科学，另一类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Ontologie，旧译“本体论”，近来多译为“存在论”）哲学。海氏认为，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因此它与存在论哲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而非通常所谓的信仰与知识、启示与理性之间的紧张。
基督教神学之所以是一门实证科学，并非因为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乃是一个历经两千年之久的历史实在，也非因为基督教社团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乃是当代世界的普遍实存，否则基督教神学必将混同于一般的宗教历史学和宗教社会学。基督教神学的实证性乃在于神学自身既属于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又是一种关于基督性之存在状态的揭示和论证。
基督教信仰是人之此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既非来自此在自身，也非来自被抛在世，而是来自十字架的启示，来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德语Gott，英语God，亦译为“神”或“一神”）。十字架上的受难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全部内涵唯有对信仰者个人或社团而论，才是可运思的、可言说的。换言之，唯有信仰者个人或社团才能成为十字架启示意义的“参与者”和“分有者”。于是信仰者的整个生存便作为基督教的生存、与十字架相关的生存被置于上帝的面前，因信而称义，因恩典而获得重生。信仰不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认知方法，信仰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把实际此在的基督性即神性规定为一种特殊的天命。神学与一般实证科学的分殊之处即在于：它起源于信仰，并且针对信仰和通过信仰被启示的基督性来制订论证课题和建构概念体系。因此说，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关于信仰的实证科学，并且“按其本质来讲就是新约神学”。[2]
二、形而上学之神死了
思想史上习见的说法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话语霸权，哲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成了神学的婢女。海德格尔却断言：柏拉图主义以降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即是存在论神学（Onto-theo-logie，亦译“本体论神学”）。不仅中世纪的经院—思辨神学是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陈述，而且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陈述。针对这一断言的质疑可尖锐地归结为：上帝是如何可能进入哲学，尤其是如何可能进入近代哲学的？
“形而上学”（metaphysica）一词的拉丁文本义是“超物理学”，其首要任务应是超越具体存在者而追问“存在”，故形而上学又称为“存在论”（ Ontologie）。然而据海德格尔考证，由于希腊词on具有双重含义，既可以指称存在者（在场者），也可以指称存在者之存在（在场），因此，形而上学的追问便变得暧昧不明起来。更糟的是，哲学家们早就遗忘了存在，遗忘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Differenz），将“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存在论虽然也在思考和谈论存在，却是在存在者整体的抽象本质和终极根据的双重意义上来思考和谈论存在。于是，存在被表象为某种特定的存在者——某种具有神性的最高存在者，形而上学成了存在论神学。（据说，海德格尔自1935年起弃用了“存在论”这一哲学术语。）
尽管海德格尔有意无意地略过了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等文本中，启示真理如何与世俗智慧、圣经之道（Word）如何与希腊逻各斯的对话史，但近代形而上学以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卷标，彻底离弃了启示之神，确是不争的事实。哲学家们纷纷以“思维着的主体”作为自己的阿基米德支点——无论这个“主体”被唤作自我、阶级、民族或国家，存在者整体不再被思作受造物，而是被表象为“客观世界”，并各自迎奉一位“形而上学之神” 作为被表象世界的终极自因。在不同版本的哲学体系中，这位“形而上学之神”或被称为“绝对观念”（黑格尔版），或被称为“权力意志”（尼采版），或被称为“历史理性”（马克思版） ——“人既不能向这个上帝祷告，也不能向这个上帝献祭。人既不能由于敬畏而跪倒在这个自因面前，也不能在这个上帝面前载歌载舞。”[3]
唯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不愿在任何一个存在者面前稍事伫留，不愿把任何一个存在者——包括最高存在者的神在内——设定为终极基础、设定为人之此在的超越者；此在的唯一超越者是死亡，死亡是虚无的神龛，是存在的荫蔽。海德格尔断定：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实则宣告了“形而上学之神”在近代哲学中的死讯，并且同时宣布了形而上学的终结。
三、生存哲学的启示情调
新教神学家们显然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对包括经院—思辨神学在内的形而上学的攻击，故辩证神学的传人奥特（H. Ott）不无兴奋地写道：尽管海德格尔哲学具有一种“准无神论”的特征，“由于他反对一个不合实情的上帝概念，思考了这个概念的终结，因此为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本质、生动的上帝思想创造了空间。”[4]据说，青年海德格尔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改宗路德新教的信仰决断事件已成为思想史家的定论。然而，海氏死后的确是按天主教仪式举行了葬礼，这同样是他生前的决断之一。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文本的早期海德格尔思想与新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诸如此在、沉沦、畏、良知、罪责、决断、本真生存等概念中处处回响着新约的启示“情调”（Stimmung）。
一个有史可稽的援例是：海德格尔关于人之此在的终末论思想，显然得益于保罗神学中关于早期基督徒的末世论生存领悟。使徒保罗在致帖撒罗尼迦的基督信众的信中，在解答基督再临的确定性与日常人生的清醒义务如何可能统一时写道：“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象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5]一方面，早期基督徒的信仰生存中历经了关于匮乏、饥渴、寒冷、无眠、灾祸、囚禁、虐待、刑罚、濒死等等最极端的人类生存体验。对基督再临的期待乃是信徒们抵挡一切毒箭的精神武器，乃是信徒们无可指望时的唯一希望。[6]另一方面，恩典时刻像夜贼一样，是突如其来的、不可支配的。信徒们对基督再临之末日恩典的响应必须当下化为对现世生存的感恩。唯有在神之当下恩典中担荷起关乎自身生存的 “肉中刺”、[7]担荷起关乎自身永生或永死的信仰决断者，才能最终获救。
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
海德格尔曾为科学下过一个形式化定义：“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按其对象的实事特征和存在方式，每个对象领域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可能的揭示、证明、论证的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形成的知识的概念构造方式。”[1]概而言之，科学是揭示人之此在的一种生存可能性的思和言，按其本质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各门实证科学，另一类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Ontologie，旧译“本体论”，近来多译为“存在论”）哲学。海氏认为，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因此它与存在论哲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而非通常所谓的信仰与知识、启示与理性之间的紧张。
基督教神学之所以是一门实证科学，并非因为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乃是一个历经两千年之久的历史实在，也非因为基督教社团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乃是当代世界的普遍实存，否则基督教神学必将混同于一般的宗教历史学和宗教社会学。基督教神学的实证性乃在于神学自身既属于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又是一种关于基督性之存在状态的揭示和论证。
基督教信仰是人之此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既非来自此在自身，也非来自被抛在世，而是来自十字架的启示，来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德语Gott，英语God，亦译为“神”或“一神”）。十字架上的受难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全部内涵唯有对信仰者个人或社团而论，才是可运思的、可言说的。换言之，唯有信仰者个人或社团才能成为十字架启示意义的“参与者”和“分有者”。于是信仰者的整个生存便作为基督教的生存、与十字架相关的生存被置于上帝的面前，因信而称义，因恩典而获得重生。信仰不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认知方法，信仰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把实际此在的基督性即神性规定为一种特殊的天命。神学与一般实证科学的分殊之处即在于：它起源于信仰，并且针对信仰和通过信仰被启示的基督性来制订论证课题和建构概念体系。因此说，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关于信仰的实证科学，并且“按其本质来讲就是新约神学”。[2]
二、形而上学之神死了
思想史上习见的说法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话语霸权，哲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成了神学的婢女。海德格尔却断言：柏拉图主义以降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即是存在论神学（Onto-theo-logie，亦译“本体论神学”）。不仅中世纪的经院—思辨神学是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陈述，而且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关于上帝的形而上学陈述。针对这一断言的质疑可尖锐地归结为：上帝是如何可能进入哲学，尤其是如何可能进入近代哲学的？
“形而上学”（metaphysica）一词的拉丁文本义是“超物理学”，其首要任务应是超越具体存在者而追问“存在”，故形而上学又称为“存在论”（ Ontologie）。然而据海德格尔考证，由于希腊词on具有双重含义，既可以指称存在者（在场者），也可以指称存在者之存在（在场），因此，形而上学的追问便变得暧昧不明起来。更糟的是，哲学家们早就遗忘了存在，遗忘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Differenz），将“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存在论虽然也在思考和谈论存在，却是在存在者整体的抽象本质和终极根据的双重意义上来思考和谈论存在。于是，存在被表象为某种特定的存在者——某种具有神性的最高存在者，形而上学成了存在论神学。（据说，海德格尔自1935年起弃用了“存在论”这一哲学术语。）
尽管海德格尔有意无意地略过了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等文本中，启示真理如何与世俗智慧、圣经之道（Word）如何与希腊逻各斯的对话史，但近代形而上学以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卷标，彻底离弃了启示之神，确是不争的事实。哲学家们纷纷以“思维着的主体”作为自己的阿基米德支点——无论这个“主体”被唤作自我、阶级、民族或国家，存在者整体不再被思作受造物，而是被表象为“客观世界”，并各自迎奉一位“形而上学之神” 作为被表象世界的终极自因。在不同版本的哲学体系中，这位“形而上学之神”或被称为“绝对观念”（黑格尔版），或被称为“权力意志”（尼采版），或被称为“历史理性”（马克思版） ——“人既不能向这个上帝祷告，也不能向这个上帝献祭。人既不能由于敬畏而跪倒在这个自因面前，也不能在这个上帝面前载歌载舞。”[3]
唯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不愿在任何一个存在者面前稍事伫留，不愿把任何一个存在者——包括最高存在者的神在内——设定为终极基础、设定为人之此在的超越者；此在的唯一超越者是死亡，死亡是虚无的神龛，是存在的荫蔽。海德格尔断定：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实则宣告了“形而上学之神”在近代哲学中的死讯，并且同时宣布了形而上学的终结。
三、生存哲学的启示情调
新教神学家们显然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对包括经院—思辨神学在内的形而上学的攻击，故辩证神学的传人奥特（H. Ott）不无兴奋地写道：尽管海德格尔哲学具有一种“准无神论”的特征，“由于他反对一个不合实情的上帝概念，思考了这个概念的终结，因此为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本质、生动的上帝思想创造了空间。”[4]据说，青年海德格尔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改宗路德新教的信仰决断事件已成为思想史家的定论。然而，海氏死后的确是按天主教仪式举行了葬礼，这同样是他生前的决断之一。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文本的早期海德格尔思想与新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诸如此在、沉沦、畏、良知、罪责、决断、本真生存等概念中处处回响着新约的启示“情调”（Stimmung）。
一个有史可稽的援例是：海德格尔关于人之此在的终末论思想，显然得益于保罗神学中关于早期基督徒的末世论生存领悟。使徒保罗在致帖撒罗尼迦的基督信众的信中，在解答基督再临的确定性与日常人生的清醒义务如何可能统一时写道：“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象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5]一方面，早期基督徒的信仰生存中历经了关于匮乏、饥渴、寒冷、无眠、灾祸、囚禁、虐待、刑罚、濒死等等最极端的人类生存体验。对基督再临的期待乃是信徒们抵挡一切毒箭的精神武器，乃是信徒们无可指望时的唯一希望。[6]另一方面，恩典时刻像夜贼一样，是突如其来的、不可支配的。信徒们对基督再临之末日恩典的响应必须当下化为对现世生存的感恩。唯有在神之当下恩典中担荷起关乎自身生存的 “肉中刺”、[7]担荷起关乎自身永生或永死的信仰决断者，才能最终获救。
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