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反基础主义理论释解　

摘 要 反基础主义理论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学说的理论支柱。罗蒂用它批判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罗蒂以解释学化解认识论，以协同性让释客观性，以弱理性替代强理性，试图在基础主义和彻底的相对主义之问走出一条中问道路。

　　关键词 基础主义 客观性 协同性 弱理性

　　近百年来，西方哲学界风起云涌。本世纪初，形而上学大厦崩溃，经验哲学运动兴起；然而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左右，经验哲学风雨飘零，也面临着当年形而上学同样的命运。对于社会、历史、政治甚至科学的所有绝对的普遍的哲学解释，均受到怀疑。诚如普特南所说的：“为存在(Being)和知识提供基础的事业……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①赞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哲学家们结成了反基础主义阵营，R·罗蒂(Richard Rorty)就是这一阵营的突出代表人物。

　　罗蒂所谓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既不是某一流派的头衔，也不是某一学说的名称。它是一种哲学信念，一种哲学共设。罗蒂并未对其内涵作过明确的界定，不过它的外延是清楚的，那就是：西方自古希腊直到今日的整个哲学传统。这一传统的主流哲学家们常常把他们的学科看作是讨论某些经久不变的永恒性问题的领域，其中有些问题关乎认知要求的合法性，它们被综括为有关知识的“基础”的问题。在这些主流哲学家们看来，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这种“基础”必须是独立于我们人的、中性客观的东西。它决定了知识的真假程度或可靠性程度，成了知识能否成立的审判台。在文化的所有部门中，只有哲学承担了为基础定位的职责。哲学不但为我们指明何为知识的基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什么样的知识是合法的，而且还据此具体地对文化的各个部门的基础作出评价。“它能够这样做，因为它理解知识的各种基础。”⑥哲学根据对人的“精神过程，t，的分析和再现心外之物的准确性程度或客观性程度，对文化的各个部门加以评判。它判定某些部门(如物理学)为基础牢靠的，某些部门(如历史学)为基础尚可的，而某些部门(如艺术)则是没有基础的。显然，在这里，基础主义与表象主义、真理符合论以及对客观性、合理性的追求是相互缠结而不可分的。

　　基础主义哲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大体说来，它肇始于希腊，成熟于近代，而在现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希腊哲学家不满于变化无常的世界，致力于寻找始基的工作，由此将世界划分为显象和实在两个部分。这种划分同时将知识和意见区分开来。尽管此时的哲学还带有某种活泼天真的生动住格，但它开始以奠定基础的法官身分登上历史舞台。哲学家们的合理的探索使一般人无从接近的、并可能怀疑其存在的某个基础领域棗“实在”的领域，不容置疑地显现出来。希腊人虽然还没有提出心身问题并把它和基础问题相联系，但已为这一工作奏响了序曲。真正将心灵作为自然的一面镜子，从而将基础奠立在主观对客观的准确表象或主观内部的“先验结构”之上，是从近代开始的。笛卡尔第一个将“心”作为干个实体分离出来，他把希腊人的“理性的心”转变为“作为内在世界的心”，知识的基础首次被奠定在这个心与外在客体的关系上，它的可靠性保证则来自于这个心的先天原则。正是在笛卡尔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洛克从另一个角度首次明确而详细地分析了此“心”的过程，分析了它作为一面镜子，是如何映现外部世界的。

　　在洛克之前，没有人会在感觉经验中寻找知识的基础。“自洛克的经验主义开始，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于是作为哲学的标准形式出现了。然而，此时的基础主义哲学家们并没有统一在洛克的招牌下，他们对于基础的认识大相径庭。他们虽然明确了在心与物的关系中奠立认识的基础，但感觉经验和先天理性，究竟谁是基础的真正可靠的保证?哲学家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18世纪，康德对这种分裂型的基础主义作了彻底的改头换面的手术。他完全撇开了近代以来人们谈论不休的实体，知识的性质和起源不再是寻求对于外在客体的准确表象，而转化为对现象世界的两类表象即“直观”与“概念”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了。康德通过对概念的“先验结构”的分析来验证认知活动的可靠性，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来源于人的先验结构。康德使哲学成了一门专业。他的问题，他的术语体系，以及他划分学科的方式，都被后起的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者们奉为典范。

　　19世纪末，对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很多西方哲学家们发出了反叛的呼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詹姆斯和杖威，德国的狄尔泰和尼采以及法国的柏格森等人。他们反对以康德的方式谈论哲学，反对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反对将确定性、结构、严格性及绝对性的寻求看作哲学的主要任务，反对使哲学成为理性法庭的企图。这是对西方传统的基础主义哲学的声势浩大的挑战，然而并没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基础主义以数理逻辑为避风港，躲开了纷至查来的讥讽。罗素和胡塞尔成了挽救基础主义的英雄人物。胡塞尔认为哲学陷于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二者都未提供康德封为哲学家天赋权利的那种必然真理。罗素也与胡塞尔一起谴责在数学哲学中弥漫的心理主义，并宣称逻辑才是哲学的本质。“为找到某种必然为真的东西的需要所驱使，罗索发现了‘逻辑形式’，而胡塞尔发现了‘本质’；世界的这些纯形式方面在非形式的方面被‘放进括号’时依然存在。对这些特殊表象的发现，再一次开始了对严肃性、纯粹性和严格性的追求。”④然而，罗索和胡塞尔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对于延续基础主义的生命力来速，不过是人次强有力的回光返照。它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最终，正是胡塞尔的嫡传(海德格尔和萨特)初萝素的后裔(奎因和塞拉斯)重新提出了基础主义赖以存在的基本问题，即“必然真理的可能性问题”。他们的论证否定了必然真理的存在可能，从而实际上动摇并瓦解了基础主义的根基。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逐渐演变为某种胡塞尔所轻蔑的仅是“人类学’’的东西；分析哲学在奎因、库恩等人那里也逐渐增加了社会学的内容而减少了“逻辑性”，而其中某些激进的决学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更是直接提出了比罗蒂的反基础主义更加直截了当的口号：无政府主义。基础主义由此再一次面临着胡塞尔、罗素当年所面临的危机。

　　在罗蒂看来，基础主义哲学陷入今日这样的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它自身的理论缺陷所造成的。西方传统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一直是一种旁观式的哲学，是“视”和“思”的产物。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哲学起于对所见之物的惊诧以及由这种谅诧而来的沉思。它站在认识之外谈论认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站在岸上学习游泳。于是有了本质和现象之分，有了“心”、“物”之分，哲学的所有剧目只能在这两脚舞台上上演。这就决定了西方哲学传统对于知识结构分析的强烈兴趣。哲学必须告诉人们，知识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在众多的要素中哪些是最为可靠并有普遍性的。柏拉图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知，一类是意见；亚里士多德同样把知识分为形式与质料两部分。前者是普遍的可靠的，后者是具体的偶然的。这种对于知识结构的看法被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所继承。正像罗蒂所言：“按照标准的新康德哲学史编纂学，从《裴多篇》和《形而上学》Z．中经阿贝拉尔和安瑟伦，洛克和莱布尼兹，直到奎因，和斯特劳森，专门哲学的思考所关心的都是普遍项和特殊项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主题，我们大撅就不能看到一个连续的问题系统，它由希腊人所发现，并不断使人们困扰，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因此大概也不会有一种绵延二干五百年之久的‘哲学’概念。在这一古老的哲学传统中，康德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