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不在于希腊人把制作看成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而在于他们把这种摹仿关系到处套用，以至于从自然到人事的解释都由制作来包揽。于是，制作就变成了思维的“图式”。
二、制作图式的两种类型
制作作为一种思维图式是逐步形成的。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技艺摹仿自然（phusis）的思想，如宇宙在运转中产生万物，陶工通过旋盘的转动制作成品。[11]据亚里士多德讲，“毕泰戈拉学派说事物是由‘摹仿’数而存在的”。[12]不过，制作图式似乎更多地还是雅典人的专利，不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如此之多地使用这一图式，以致堪称一种思维景观。不知道这是否跟这三代哲人中的开山祖师苏格拉底系雕匠出身有关。制作图式在柏拉图那里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形态不同，在前者主要是一种外在摹仿图式，在后者主要是一种内在摹仿图式，从前者到后者还有一种演变关系。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无疑是他的“相”论（即通常所谓理念论）。根据该理论，存在着一个感性个别事物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相”（idea， eidos，也译为“理念”、“理式”、“型”或“理型”等）的世界，后者是真实的存在，前者通过分有后者而存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柏拉图提出“分有”（metecho），相比毕泰戈拉学派的“摹仿”来说，只是换了个名词而已。[13]事实也是如此，不管讲分有还是讲摹仿，相是原型，具体事物是摹本，二者处于外在分立的状态，这在柏拉图那里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一思维架构被他普遍运用。比如，他说，名称是对事物的摹仿，[14]六种实际的政治体制是对第七种真正的政治体制的摹仿。[15]当然，最具典型性的恐怕还是他的三种床的说法。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指出，有三种床：一是自然的床，即床的相，这是神制作的；二是生活中具体的床，这是木匠摹仿床的相而制作的；三是画家画的床，这是对具体的床的摹仿，即摹仿的摹仿。[16]关于柏拉图的制作图式的机制，可以他的梭子之喻为例。木匠在制作梭子时是看着什么东西来做的？如果他正在做的梭子破了，他是看着破梭子再做一个呢，还是看着梭子的“型” （即eidos）来做呢？显然应以“型”为准。换个角度说，做梭子的实质就在于将梭子的“型”放入一块特定的木头中。[17]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最终定型在其晚年的《蒂迈欧篇》中，在那里，他设想了一个上帝一样的创造者（Demirge，原义是“努力工作者”），他用几何图形及其复杂组合作模型，用水火土气作材料，按照一定的工序和分工，造出了天地神人、世间万有。[18]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显然是接着而不是对着柏拉图讲的，他对其老师的制作图式实际上只作了一个调整，那就是：“型”并不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形式”（eidos，即“型”）和“质料”（hule，原义为木材）的统一体，制作的过程也就是将形式加诸质料或给质料赋予形式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老举的例子如：“物质是青铜，形状是模型，两者组合是雕象，那完整的整体。”[19]还有房屋、铜球之类。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就变成了一种内在摹仿模式，即制作者在制作一件物品时所摹仿的不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型”，而只是制作者为该事物主观设计的“型”，这个“型”只有通过跟质料结合成一体之后，才能作为事物的内在本质跟事物一起存在。跟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将自己的制作图式到处使用。他明明是医家出身，却宁愿用木匠的思维去理解医术和生命现象，把治病看成用健康的形式加诸有病的身体的制作活动，[20]把男女之间的生育行为看成男性将形式加到女性的质料上的制作活动。[21]
由此可以看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中，制作图式十分清晰而且具有一种巨大的定式作用。看他们二人的争论，有时会让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对木匠师徒在传授和切磋技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要是同样这些话题由孔子或耶稣跟自己的弟子来讨论，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景况。有趣的是，耶稣出身木匠家庭却到处像医生那样治病救人，而亚里士多德出身医生家庭却处处像木匠那样考虑问题。
究竟男女交合生子是不是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究竟天地万物是不是摹仿永恒原型的结果？世界之为原型与摹本或形式与质料究竟真是那样还是被看成那样的？这一切都是问题。
三、制作图式在希腊哲学思维中的本体论化
如果事情仅仅在于把自然人事照制作图式去设想，也许就不值得我们费这么多笔墨了。希腊人最终把制作图式变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这才是问题的重要性所在。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图式被哲学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本体论化了，亦即变成了思维方式，变成了可以安装进人脑的操作系统，一句话，获得了思维的生命。
将制作图式哲学化的原初力量来自巴门尼德，尽管巴门尼德将真理和意见断然二分的模式并不蕴涵摹仿的主张。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22]他所指的是巴门尼德将思维的矛头转向思维自身，追问运用语言所进行的思维如何才能切中真理。巴门尼德提出“思想”（noein，“思想”一词的不定式，相当于to think）和“是”（einai，“是”的不定式，或译为“存在”、“有”等，相当于to be）是“同一的”（tou auto，相当于the same thing），第一次将哲学跟对einai的思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条“路”（hodos，途径、道路、方法）通向“真理” （aletheia，原义为“去掉遮蔽”），是可靠的“逻各斯”（logos，此处有“话语”、“说明”、“论证”等义），而方法意义上的hodos和 logos的结合则最终导出了logic（逻辑），使哲学的思考变成了必须遵从逻辑规则的理性论证。[23] 这种以einai为对象的思考就是后世所谓ontology（关于ont的学问，译作“本体论”、“存在论”、“存有论”或“是论”等，on、ont、 einai都是希腊词“是”的不同词形）。巴门尼德的工作使得他以后的哲学家都不能再安于对外部世界作哲学的想象，而必须将思想观点从本体论上、从语言逻辑上加以落实。这就意味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要站住脚的话，也必须诉诸对einai的思考，必须本体论化、语言逻辑化。
对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来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将“相”“是”化，即把“相”变成语言逻辑可以把握和表达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相”不同于木匠、雕匠的“相”的关键所在。做不到这一点，“相”论就不过是一种哲理性的比喻而已，而非真正的哲学。对此，柏拉图自己是心中有数的。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辩证法家会寻找一个正确类型的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