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政治的概念》的许多深刻的洞见：承认敌人只是政治上的公敌，而不是道德上的恶魔；只有实际的敌人，没有绝对的敌人；承认战争和冲突永久的不可消除性，而不是廉价的和平主义；否定格劳修斯所说的“正义的”战争的可能性；承认国际政治的多元主义，而不是普世政治，或“国家的消亡”、“历史的终结”。 在施米特看来，那是一种宽宏大量而又自作多情的政治浪漫主义。
五、施米特别一种的“政治浪漫主义”
在施米特看来，伯克、贡斯当、夏多布里昂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都是浪漫主义者绝非偶然。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施米特本人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看到另一种浪漫主义，它可以追溯到那些反大革命的保守主义浪漫派那里：波舒哀、迈斯特、伯纳德、科特，甚至还有费希特、黑格尔。德国浪漫派和黑格尔主义对施米特及其一代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施米特的悲观现实主义和战斗英雄主义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不同于那种流于表面的浪漫主义。不仅仅诉诸克尔凯郭尔的“例外”和“具体性”、“特殊性”是一种浪漫主义，而且诉诸天主教人性恶和霍布斯的人性恶也是一种浪漫主义。当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浪漫主义是否是施米特诱惑或宣传的表达策略，就象我们在面临马基雅维利的素朴的风格不好判断一样。施米特的浪漫主义还能从施米特早年对表现主义作家多伯勒的《北极光》研究上看出来。哈贝马斯说施米特的东西是“政治表现主义”，很是精辟。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的文体风格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同属于那个表现主义时代的典型。如果我们把这篇简洁有力的宣言／檄文的各个小节的标题或第一句话列出来，就会看到它与《逻辑哲学论》同样的文字的魅力：一，“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三，“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四，“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出问题。”五，“战争法权，即在特定情况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属于在本质上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六，“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七，“所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概念均可按照它们所依据的人类学检验之，并由此分为两类，即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以及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善的。”八，“伦理与经济的两极导致的非政治化。自由主义运用某种特定的系统方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概念。”
施密特在第七部分说，所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概念均可分为两类，即假定人性恶的以及假定人性善的。施米特自己的主权与专政论、区别敌友、政治不可消除性等理论都基于“人性恶”的形而上学或人类学之上。也就是说，神学及其原罪论是施米特的政治理论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在这个无神论的时代中，将自己的全部学说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是否会面临着自毁长城的危险呢？或者，这只是施米特的策略，我们不得而知。神学与政治的一致决不是道德的，而是政治的，尤其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政治。在施米特早年精彩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之中，施米特阐发了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世俗化和理性化针锋相对的天主教反现代主义、反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技术时代的政治精神。这是施米特公法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神学渊源。上帝还是魔鬼的区分与敌友之分不仅是结构上的相似，或者说上帝的主权的世俗化而已，而是在生存论上的一致，也就是对人性立场上的一致。施米特把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托克维尔、迈斯特、科特、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都归为性恶论或悲观主义或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认为人是危险的，邪恶的，权力和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的自由因此决不是象自由主义者所说的人类最高的价值。他们根本不喜欢或者说不能忍受善良人的乐观的、性善的、和平的、理想主义或犬儒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无关道德问题，这意味着取消了敌友之分和政治。
因此，《政治的概念》的第七部分其实是全文的根基，而第八部分以及《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中对自由主义的中立化、非军事化、非国家化和非政治化的批判无疑是从第七部分的人类学批判得出的结论。施米特并没有简单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学说，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世俗化的浅薄的形而上学和人类学；而施米特本人的公法理论和政治理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和政治学说，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神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基于罗马天主教政治神学传统的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1，《施米特文集》卷一《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George Schwab,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Georg Schwab, The Challenge of Excep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Ideals of Carl Schmitt between 1921 and 1936. New York ,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