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所谓的境况是属于当事者(思想者、观察者)的，其境况包括身体的境况、物界的境况、社会文化境况、历史的境况，这些是合在一起、并非分开的。正是这种混合的境况决定当事者的真理观。所以真理观不是仅指其知识与对象的“直”的关系，而必须配合在这种境况中方能成立。张东荪认为，旧有的三种真理标准都是偏于知识与其对象之关系间的真假问题即直的关系，而他则又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这个知识与那个知识之间的横的关系，也就是注重从社会文化境况的角度来研究真理。在这些境况中，张东荪尤为注重一个民族的有历史性的那些东西，如传说、制度、民俗、言语、社会组织、宗教生活、道德习尚等等甚至于时代精神，也就是一切人文境况。因此，一个人觉得某一知识为真并非如表面看来那么简单，而是包含有很复杂与很长久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在内。

    这里，张东荪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正是马克思启发了张东荪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知识问题、真理问题。他自己并不否认这一点。他谈到:“我对于真理的主张在大体上是和实用论派与马克斯派同一方向，不过分析得更细微更复杂而已。”闭但是，二者的不同仍旧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所注重的是经济基础尤其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利害的境况对知识的制约，是历史的横断面，而张东荪所注重的是一个民族有历史性的社会文化对知识的制约，是纵向的;马克思注重的主要是物质层面，张东荪则主要注重精神文化。

    张东荪认为，既然所谓境况主要是指文化境况而言，则真理就不是一个静的事实或已成的事实或独立的永存者，而只是一个评价历程而已，或者说，真理只是一个动的观念。因为一个境况不仅带着其过去的历史，而且必含有未来的趋向，这样，每一个最适宜于一个境况的知识或理论必须兼能满足那个境况的未来趋势即动势，易言之，能满足那个境况上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张东荪认为真理就是文化的满足。一般把文化分为精神的与物质的，张东荪认为真理只限于满足精神方面的文化需要。可见，在真理的动、静问题上，张东荪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观点，认为真理并不具有固定的、静止的性质，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正如詹姆士所说:“它的真实性实际上是个事件或过程，就是它证实它本身的过程。实际上，黑格尔也早就表达了类似的真理观，他认为，真理不是一块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拿过来用，真理是全体，是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文化满足是何意义呢?张东荪认为，超有机体界即社会文化界的失调现象使文化的各部分在配合上有了间隙，引起了知识方面的矛盾，于是便需要填补这些间隙。所有的理论，不论是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宗教思想乃至形而上学思想，都是为了填补这些间隙而发生。在某一个时代，能填补这种间隙，使文化本身没有缺憾的理论知识就被视为真理，反之，未能填补文化间隙的理论知识就不被视为真理。所以一切理论思想真不真的标准只在于在文化上起不起作用。张东荪认为:“理论知识在根本上就不是真能显示外界的实在。而使人真有所见，乃只是想解决文化内的不调和点而已。……凡理论知识不论其题材为何，必定其本身是文化的产物。求文化上的满足，以填补文化上发生的间隙’，。就是说，理论上的真是对文化而言，是为了填补文化上的间隙，这就与官觉知识上的所谓真区别开来。张东荪认为，一般人的错误在于把二者混为一谈，视理论上的真与官觉上的真为一件事。

    可见，在张东荪看来，真理是一个复杂的观念，我们不能笼统地以一个标准来说明之，倘不分领域而以一个标准统括一切方面，就会造成思想上的很多纷争。先对知识加以区分，然后讨论不同知识上的“真”，是张东荪分析真理问题的思路。他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把人类知识划分为三个知识系统，从三个知识系统上分别讨论知识之真也是这一研究思路的体现。不容否认，张东荪不是笼统地处理真理问题，而是很早就认识到真理问题的复杂性，并从文化的角度对真理问题进行了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在原有的几种真理学说之上又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他在思路、视野方面给后继研究者的启发。

　　四、真理既非唯一又非无穷

    在张东荪看来，真理既不是唯一的、绝对的，又不是无穷多的，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说不过去。惟其如此，是由于张东荪的真理观。如上所述，张东荪认为，真理必包含有矛盾(冲突的知识或解释)，同时必是对于其中之一有非相信不可之感。易言之，所谓真是指一个人对于呈现于目前的几个不同解释，只觉得其中一个有非相信不可的情形，真理不关知识的内容，凡具有不得不相信之感的解释都可算真理。

    不得不信之感从何而来呢?张东荪认为，不得不信之感是出于境况的决定。这是他对曼海姆(张译为孟汉)境况决定说的借鉴，但他并不满意曼海姆的境况决定说，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他首先对境况(situation)与面观(perspective ) 作了区分，因为不区分二者就不能说明何以真理不能多至无穷。在张东荪看来，境况属于思想者或观察者，也就是思想者之环境，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其所见也会有所不同。面观就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所见，但却不是观察者随意所造，而是对象上“可能的变化”( possible alternatives )。境况是个人在文化历程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四围环境，它随文化的变动而变动，是不固定的;面观虽然只限于可能的若干个，但就每一个单独的面观而言，却必是固定的。张东荪认为，若干个面观中哪一个面观出现取决于思想者所处的境况，易言之，境况唤起面观，某种境况下必然采取某种面观。而真理就是“在于某一境况下的。故就其在一个境况而言，某种境况必然把若干可能的变化中之某一种使其觉得非如此不可。”这就是张东荪的境况决定说。就是说，一个知识之所以为真，必定是针对某一境况的某一问题而言。但一个问题可从好几个境况来看它，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非只有一个答案是真的，所以决无在任何境况下皆为真的道理。易言之，对于一个问题，并没有惟一的、绝对的真理。同时，因为一个问题只能有几个可能的看法即面观，所以也决不会有无穷多的真理。

    张东荪对真理的分析还用了曼海姆“中和化”一概念，并对曼海姆“中和化”概念进行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和化并不是把各种不同的所见所想互相抵消其差异点，而保留其大同，得着一个最后的惟一的绝对真理。中和化只是互相订正，订正的结果不能归并于一个最后真理，乃依然归并为若于可能的面观。根据中和化与面观的有限性，我们不会有无穷的真理。

    张东荪认为，面观只是可能性而已，并不就是真理。我们不能把面观的总和与可能性的总数就认为是真理，因为真理必具有“使人不得不相信只有这一个是真”的性质，这就必须与境况相连。但境况又需与当事者相连。基于此，他又对道理与真理作了区分。在张东荪看来，道理是指各种不同的理论，就是所谓真理可能性，多数的可能道理是同时存在的，却不是无穷的。因为真理是“当事者在某种境况下对于多数可能的道理而只觉其中有一个是不可不信的。故真理对于当事者只是一个，而决不会多数同时存在于其前”。就是说，就每一个真理主体而言，真理只有一个。这样的真理有纯属于主观的嫌疑，对此，张东荪用境况来解释，认为假如换了另一个真理主体，只要在同样的境况中，也会对同一道理有不得不信之感。因此，任何道理都可变为真理，已变为真理的道理又可因事变境迁而变为非真理，但非真理却仍不失为道理之一。有学者认为真理可以有多数即在于不区分道理与真理，也有学者以为真理只是一个，便无由说明真理之随境况变动而“动”的性质，因此张东荪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在张东荪看来，真理既非惟一又非无穷。

    值得指出的是，张东荪对知识之真的探讨淡化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知识与意见之区分。首先，他认为真理必伴有非相信不可之感，这实际上是将知识与信念结合在一起。第二，他把知识之真的标准视为文化的满足，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知识是与文化无关的，每一个知识本身就是文化，都在文化上有其作用。因此，他认为:“真知识与信仰，意见并无绝对的不同。泰西学者承柏拉图之绪余，总欢喜把知识与意见分为两种。其实只是程度之差。诚如柏氏所说，人类恐怕不能有真知识，只有‘合理的意见’而已。”应该说，张东荪对知识之真的探讨是符合西方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雷红霞撰文指出:“随着这一进程(按:信念在知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过程)向前发展，传统哲学中知识的客观性、精确性、普遍必然性也随之减少，越来越被当代哲学中知识的相对性、合情理性、协同性、多元性所取代”，“知识已无法坚守经验事实的客观性、精确性、普遍必然性，而愈益渗透了个体心理的、偶然的、社会文化的、道德伦理的因素”。张东荪否认真理的唯一性与绝对性，从不得不信之感与文化的满足来研究真理，恰恰是符合西方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