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日本人的“忠义”观与武士道精神是代表日本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传承中，保留日本民族自身专有的遗产，呈现出一个完全特殊的国民形象。日本民族的忠义观也具有其特殊性。我们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忠义”思想的雏形一姓氏制和家徽；“忠义”观与佛教的相互影响；朱子学与武士道思想；“武家政权”与“公家政权”；《保元物语》等对“忠义”的歌颂。

　　论文关键词：忠义；武士道；国民性；主从关系；道德规范

　　日本人的“忠义”观是在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起来的，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日本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日本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曾说过“我国从古至今，并无‘忠义’一词，‘忠’字也是从汉字借来的，读作‘tada”。但自古以来，日本人对忠义精神却一直大加颂扬。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小泉八云的著作《日本与日本人》等都把忠义精神看作是日本国民特有的国民性而加以颂扬。提到“忠义”一词，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那么，这种忠义观和武士道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忠义”思想的雏形——姓氏制和家徽

　　作为一种有完整体系的道德思想而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日本的“忠义”观念形成是较晚的。不过，源头可追溯到汉字、儒学的传人。早在3世纪邪马台国时期，日本已有懂汉字的人，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国。而把汉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王仁。应神天皇l6年(公元285年)，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左氏春秋)博士王仁从百济携郑玄注的《论语》l0卷和《千字文》1卷到日本，献与天皇。当儒学传人日本后，便对日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风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武器，成为施政的主要依据。“忠义”思想也随之开始形成。然而，真正意义的日本“忠义”思想的形成与武士道思想的诞生是相辅相成的。武士道思想形成于平安、镰仓时代，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未见“武士道”一词的出现，只是一些具有狭义的“战争道德”含义的“士道”、“战之道”等词语出现在当时的武士之间。其内容见于《吾妻镜》等史书以及《平安物语》等军记文学作品。但在平安时代形成的武士团和镰仓时代创建的“家长制”(忽领制)都是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都体现出了庄园内主从间的道德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主君赐予家臣封地和身份(被称为“御恩”)，家臣则对主君矢志效忠(被称为“奉公”)。这种关系是以家臣对主君的“忠节”为核心的。这种家长制对庄园里的武士品行提出了要求，内容都借助了儒家的“德目”(即三纲五常)的思想。所以，在日本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使日本的“忠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具有了“氏姓家族性”这一浓重特点。在以身份序列维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氏姓就成为一个源于家族而又高于家族的利益集团，氏姓本身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献忠的对象。氏姓体制下百姓和武士只须对氏长和氏姓忠诚就行了。而这些思想也原封不动由后来的武士团体制加以继承，也是源赖朝及其御家人的雏形，因而“氏姓家族”体制得以长盛不衰。
　　另一方面，氏长对内主持祭祀，对外代表氏族与他氏及朝廷交涉，有势力的氏长担任朝廷的官职参与国政。因而随着时间推移氏姓便成了特殊权利的象征。例如日本最尊贵的三大姓氏(源、平、藤)之一的藤氏。藤氏是指藤原氏，出自掌管祭祀的神祗官，并一度控制朝政。9世纪中后期，藤原一族的北家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后来，太政大臣和摄政关白这两个朝廷最高权力职位，世代都必须由藤原北家的嫡氏继任。还有，镰仓幕府就是源氏建立的，室町幕府的足利将军也是源氏出身。此外，室町时代，世袭独揽“阴束管领”的上杉氏，“奥州管领”的伊逵氏都成了高贵与权力的化身，这种客观因素也潜意默化地加深了“氏姓家族”忠义观。因为这种忠义观与利益、声望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对控制百姓的心智而言比武力征服更重要，难怪无论是北僚早云或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自称姓源或平就是想利用“源、平二氏当轮流管天下”的传言，为自己掌握地方甚至天下大权寻找合理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氏姓重于血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日本学者说“尽管非亲家庭成员比血缘家族地位要低，但其分家的权力是同等的。”的确，对于日本人的思维而言，只要得到了本族的姓氏，就成为本族的一员了，与其他成员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姓氏家族”思想赋予了养子与嫡子继承家业的同等权利。这种姓氏高于血缘的观念必然产生出日本特有的“忠义”观。这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长立贤，无贤立爱”的中国人传统观念来看几乎不可想象。这类例子在日本历史上确实屡见不鲜。江户时代的越后藩主长冈，萨摩的岛津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