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日本历史上，“赐字”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姓氏家族”制度的变相延续，也充分体现出了日本人的忠义观。
今川义元的“义”和武田晴信的“晴”都出自同一人所赐。即室町幕府第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许多家族都有通字，代代向续。没有特殊情况，都必须把此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因此，家臣接受主君的赐字往往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同时，赐字带有明显的主从色彩。今川义元赐家臣松平元康。改变或消除赐字，往往是政治斗争的表象化。例如，松平元康(松平广忠之子，接受今川义元的赐字。后来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摆脱今川家而独立时，就舍弃了今川义元赐予的“元”字。
与“忠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家纹”文化。家纹可以说是“氏姓”制最重要的文化产物。其本质也是为“忠义”思想服务的。众所周知，家纹的前身是军旗。在讲述源平合战的《平治物语》中有这样的描写：平家所用皆为赤旗，红光映日闪耀。源家则大旗俱白，风吹作响，蔚为壮观。这种军旗后来演变成武士家族的家纹。一方面，在战时，用来区别敌我。同时也如赐字一样，含有表示主从意义的政治色彩，在某些场合直接代表了家族本身。以描写日本南北朝时代50余年的纷飞战火实况为主的《太平记》中这样写道：“二引两，四目结，直违……，如云霞般灿烂”。此处的“二引”是指足利氏，“四目结”指近江的佐佐木氏，“直违”指备前的松田氏。在《太平记》中，以旗纹代表姓氏、家族的描写随处可见。可见，在武士文化中，家纹已经必不可少，在家族内外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忠义”观与佛教的相互影响
江户时代，剑术大师柳生但马守在把他的绝技全都教给了他的弟子时告诫他们说，“超出这以上的事情，非我所能及。必须让位于禅的指导。”从中可以领悟到早期武士道精神与佛教的关系，也可以窥探一些日本“忠义”思想与宗教的联系。
佛教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人日本。当时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与我国南朝友好，并与日本结盟。所以佛教自384年由东晋僧侣传人百济后，又转而传到日本。根据日本僧侣睿山等人用汉字写成的《扶桑略记》的有关中国僧侣从大陆带来佛像的记载，是文献上最早有关佛教传人日本的记录，此后佛教与以其为媒介的中国先进文化在日本得到弘扬。其中在武士中最广为流传的佛教新宗派是禅宗。“不立文字，外传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打坐修炼方法很适合缺少文化的武士口味。但坐禅却要求严格，即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的山崩地裂无所惧的程度。这种说法正符合统治者鼓励武士驰骋沙场，视死如归为自己效忠的需要。因而对其倍加推崇。北条时赖、时宗等都以身师事之，形成武士热心参禅的局面，有助于武士进行认真习武和勇敢杀敌的训教。这一点正是武士道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忠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后来由法然创立的净土宗主张否定现世，鼓吹所求彼岸乐土的思想，对培养家臣以死效忠主君的精神予以巩固和加强。另外，佛教所未能给予武士道的东西，却由神道充分提供了。神道所提倡的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等思想，是其它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这种思想又使桀骜不驯的武士性格赋予了温顺的服从性。
三、朱子学与武士道思想
朱子学最早在镰仓时代就传人日本。由俊(1166—1227)和}I3雨(1202—1280)两禅僧带人。但当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只作为禅僧的一种文化教养依附禅宗传人了日本，并作为传播禅宗的一种辅助手段，停留在兼学的程度。尽管南北朝时期，义堂周信(1325—1388)把儒学作为政道为足利义满讲解《大学》、《中庸》等经典。南朝也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奠定日本“神国国体”论的“神皇正统记”，但朱子学却仍然缺乏推广的空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江户幕府的建立。
元禄3年(1690)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将圣学堂学塾从上野忍冈移筑于汤岛昌平坂，“昌平簧”这一最高学府的出现预示着朱子学成为官学。这一切应归功于日本朱子学的创立者林罗山(1583—1657)。他涉猎百家，结合当时政情，为克服日本战国时期“下翘上”的封建危机，力尊朱子学的三纲五常、大义名分思想，并对理学不适合幕藩统治的内容加以修改。如忠孝关系，中国儒教向来重孝，林罗山则主张“忠孝不得兼，宁舍孝而重义”，从而完成了从“家族信仰”向“君主信仰”的过渡，将传统的“忠义”理论推向极至。
果不其然，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素行(1622—1685)师从林罗山学习儒学，他在《士道》中写道“孔孟之教人日‘守死善道’，日‘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乎。”其后有贝原益轩(1630—1714)、大道寺友山(1639—1730江户时代的武士，兵法家。著《武道初心集》)、山本常朝(1659—1719)等儒学家辈出，撰写论著，使以“忠君”为主要内容的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幕府为宣扬忠孝思想而出版的《皇和表忠录》《烈士报仇录》(三宅缉明著)终于使这种思想理论统治了日本。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武士道》一书中写道“武士道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忠。妇女鼓励她们的儿子为主君牺牲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