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发展，武士道理论逐渐表现出狭隘的复仇主义倾向，助推此种倾向的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公然写道“武士I临战场，绝不顾家事，亦不顾生者死之鸿沟。”元禄时代，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赤穗义士”，47武士因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剖腹从容就义的事件。山鹿素行提倡“武士道”，他认为这种行为是“武士”的最高道德表现。作为“士”来讲，当然应该有道德规范，就像做买卖有道德规范一样。这种“士”的道德规范，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这使生死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后百年，学者对此的盛赞和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的颂扬，使“切腹”与“报仇”这两个体现“忠义”思想的畸形产物横行日本列岛。以前作为处死被俘武士的刑法变成了荣誉的体现，武士为了这种暖昧的动机而切腹尽忠的事例屡见不鲜。在日本这种忠义理念却演变成了滥杀的借口，成了全民狂热的助力。同样的理念，在中国却产生了与日本迥异的结果，在中国成了天下太平，民智开化，修身养性的法宝。

　　四、“武家政权”与“公家政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考利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翻阅各国历史，再也找不出比扶桑幕府更奇特的权力机构，它既没有宗教法庭的神圣，也没有当今议会民主的吸引力，却将君主排斥于权力圈之外，自己主宰了一国六百余年，而且是在受君权思想禁锢的东方。”其意在于证明武家政权的奇特性和日本国民的暖昧性，但是如果接受其“忠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必然的结果。
　　公元1192年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镰仓幕府名副其实建立起来。这也是武家政权的首次登场。但实际上并没有摧毁朝廷(公家)的统治。相反，稍早的文治元年(1185)年，源赖朝多次向朝廷上书，宣誓忠诚并承认朝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仅仅是对公、武两家的权力进行了分配：幕府方面掌管大部分地区的军警事务、御家人及其控制下的农民，而朝廷继续保留其行政与司法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武家政权可以说仅是一个特殊的权力机关，并不存在对朝廷是“忠义”，还是对幕府“忠义”。
　　到了江户幕府，为了消除战国混乱的局面，引入朱子学。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江户幕府全力推广“武士道精神”。这诚然是把双刃剑：使德川家的统治合理化，并得以巩固；使“君臣”关系公开化。这也是“大政奉还”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五、《保元物语》中对“忠义”的歌颂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政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室町幕府”。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
　　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步完成了封建体制。在这一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充满忠义思想的武士阶级始终是主宰社会的主体。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为主君尽忠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是单纯的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武士源为朝，写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作为新的剥削阶级一一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各为其主，尽忠尽义，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和作者对这种“忠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颂扬。
　　综上所述，无论史书记载，还是文学作品的描写，在日本历史上对武士道精神和“忠义”思想一直称颂不绝，武士道精神与“忠义”思想也根植于日本国民土壤之中。任何国家的道德思想理论，都是其民族自身专有的遗产，呈现出一个完全特殊的形象。日本民族的忠义观也具有其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