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庄子；言义观；传统美学思想

　　论文摘要：庄子“言义观”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得意忘言”，庄子追求的理想之境是“无言”。庄子的这种“言义观”使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富于简淡、空灵以及深刻的暗示性。

    庄子关于言愈关系的思想来源于老子，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照老子的思想，道是无法言说的。为何?《道德经》二十五章曰:“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因为道是浑成之物，是“一”，对道的言说实则是对道的一种肢解，是对道“自性”的一种遮蔽，故曰不可道。叶维廉先生在《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中指出:“但理想的道家诗人，应该是无言的，既肯定了无语界，自然就勾销了表达的可能，这一点老庄是完全明白的。道不可道，但他们不得不用‘道’字言之。当老子将这个矛盾摆在了庄子面前时，庄子作出了自己独具魅力的回答。在他的《外物》篇中，答案清清楚楚: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愈，得愈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在这段文字中，“言”仅仅作为捕获“意”之工具或手段而存在，而一旦人们领会了其中的深愈，“言”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可以被抛弃不顾了。在这里我们可真切地感到庄子对“言”的无奈和深刻的不信任。“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一悖论似的自白表明了庄子在“言义观”上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必须“忘言”，也既陶渊明在其《饮酒》中所言的那种“此中有真愈，欲辨已忘言”的境界，在这里人与自然.，与宇宙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可以说是一种心心相印，人与自然、与宇宙的交流是无须借助语言这一媒介物的，就像热恋中的恋人仅凭眼睛的交流就能获知对方心底深处的秘密，而用庄子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命的大境界、大自由，而这种大自由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可以说庄子对语言的局限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的;但另一方面，庄子又不得不“言”，按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提出的观点，人是符号化的动物，人的言说与指称行为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卡西尔指出: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动物具有实践的想象力和智慈，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基于此，庄子虽然贵愈轻言，认为“言者，风波也。”(引自庄子《人间世))，甚至认为言根本不能达意(庄子《天道》篇中轮扁对圣贤之书的批判即可看出。在这篇文章中庄子提出了“语之所贵者愈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的思想)，但庄子又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言”，如果消灭了“言”，则不仅庄子“无言”的思想我们无法获知，并且人类将重新坠人与动物一样混沌无知的境地，虽然老庄思想中有“绝圣弃知”的表达，有“小国寡民”的理想，但是毕竟不能放弃语言，放弃这种人之高于其他动物的“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惫”。因此之故，庄子将自己推到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又要达到“忘言”的高远境界，又必须通过“言说”，要解决这二者间的深刻矛盾，则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法，即少言。或者更准确的表达是，言是为了不言。在这里，为了把这一点讲得更为透彻，我要引用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

    “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间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②在这段文字中，冯友兰先生不仅精确阐发了道家“言愈观”的核心思想，即“不言之言”，而且指出了这种“不言之言”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刻影响，即富于暗示，简淡，空灵，追求神韵，构成了一切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理想。

    事实上，庄子自己的作品都是充满了丰富的暗示性的，庄子“汪洋态肆”的文章并不以严格的逻辑论证取胜，相反，庄子是用充满暗示性的寓言故事来隐喻自己的思想。“隐喻”作为一种有限之于无限的表达，使其承载的内容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拓展和延伸，从而使表达自身拥有了极大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徽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庄子的徽文虽然形式上是散文体，但其思想的表达却是诗的，富于深刻的暗示性的。试举(应帝王)中的“混沌之死”为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普。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旧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应帝王》之篇是阐明“为政当无治”的道理的。而“混沌之死”这个窝言恰恰暗示了这个道理。“为者败之”，“无为而无不为”。然而，试想一想，如果这种暗示仅仅意味着一个能指展现一个所指的话，则这种暗示是不成功的，或者说这种暗示的诗意的无穷性是没有得到展现的。事实上，这个窝言所暗示的深邃远没有我们指出的那样明晰简单。庄子这里的“混沌”其实就是“道”的化身，老子在《道德经》中阐释“道”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饱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所以老子之“道”的这种“恍惚窈冥”的状态其实就是庄子这个窝言中的“混沌”，也即最初的“无名”之境。而对七窍的开凿暗示由“混沌”进人“明晰”，由“无名”进人“有名”，名存而道亡，因为“名”是用来别是非的，“是非之彭也，道之所以亏也"(引自庄子《齐物论》)，故“混沌之死”可以说是“道”之消隐的一个绝妙的写照。然而，这个窝言丰富的暗示性决不止于此，我们还可将这种“混沌”之境看作是个人生命的原真状态，一种自然的、随物宛转的自由之境，而对七窍的开凿则破坏了生命的这种自然无知的状态，从而使人远离了自己生命的源头和根本，处于一种不洁和喧嚣之中，从而使人的本性缺损甚至迷失，使人像一面破碎的镜子，不再有从前的莹洁和饱满。

    在这里，通过举“混沌之死”这个窝言阐发了庄子在语言表达上丰富的暗示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暗示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从而使中国的古典艺术致力于追求一种突破有限的束缚而达到一种无限之遥深与悠远的艺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