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思想中“爱利万民，爱利百姓”的“爱民”观点的提出与其生活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正值新旧制度更替，社会呈现礼崩乐坏，诸侯称霸，人我争夺的混乱局面，在墨子看来，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本原因正是“别”，即不相爱，就是“臣子不孝君父”、“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就是“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墨子·兼爱上》)，就是天下混伐横滥，诸侯攻讨他国以利己国。“别”的结果必将导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须执弱，富必辱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墨子·兼爱中》)。由此出发，墨子极力倡扬“兼爱”的伦理观，主张“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一方面，在人际伦理中墨子倡导人际之间无差等的伦理精神，要“为彼犹为己也”(《墨子·兼爱上》)，要不分亲疏、贵贱、贫富、强弱地相互关爱，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墨子由这样的人际伦理推及国家社稷，认为如能“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墨子·兼爱上》)，社会才会和谐共融。另一方面，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墨子用“兼”宣扬对天下万民有利的圣王之道：“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万民之利也。”(《墨子·兼爱下》)按照墨子的说法，保证万民衣食无忧，民德清贤就是“圣王之道”。这样，“兼爱”给孝慈观念注入了平等的思想，“克服了儒家孝慈观念的片面性，更有利于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家庭和睦。”嘲成了国治民安、天下太平的济世良方。反之，依墨子的逻辑，如果不充分重视民众的利益和意愿，失民惠、损民意，则会招致失天利、乱天下的结果。墨子为此专门提出了“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兼爱下》)的爱的因果信条：“子墨子言日：‘乃若夫少食、恶衣、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 (《墨子·兼爱中》)，“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下》)这些观点阐释了社会美德中施善与积善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个体间平等互爱、互报的价值原则。这种互等的爱人观念以个体生命和身份的平等性为条件，指出平等是“兼爱”、互爱的前提，有平等才有互爱、“兼爱”。这种爱人为先的治世思想实质上体现了墨子对劳动人民利益的充分尊重，对民众生活的切身感受，对民情的切实反映和对民利民惠平等权利的强调，具有鲜明的平民性质。
墨子正是用“兼以易别”的“兼爱”理论，在反对乱世专制的同时，立足国计民生，传达民情民意，“墨子的道德理想中还包含有劳动者的道德因素以及表现了对奴隶主阶级观念的争”，为百姓争取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平等民主的人格权利，显露出了其鲜明的为民请命，替民申愿的救世精神和忧民意识，闪烁着民主平等的文化光芒。尽管墨子的“兼爱”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基于善良愿望的道德基础之上，与阶级社会的现实存在诸多的矛盾，但在精神价值和道德观上，墨子“兼爱”理论中蕴涵的平等互爱的文化精神无疑凸现出了一种极为崇高的道德境界和情操，构成了墨子伦理学说中“民本”精神的核心部分。
二、“尚贤”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在“兼相爱，交相利”的无差等的思想背后，为了切实地保障“兼爱”的实施，墨子又提出了他的“尚贤”的政治主张。较之墨子的“尚贤”，孔子倡“举贤才”。但在对贤人的要求、选拔贤人的原则、方法、对象等方面的不同理解上，儒墨两家有根本的差异。儒家的为贤之道最首要的就是要严格遵照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周礼来完善自身的品性修养，就是所谓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论语·雍也》)，就是“少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只有虔诚地维护周礼，以周礼律己的人才是仁人君子，即贤人。在举贤的问题上，儒家要求“君子笃于亲”(《论语·泰伯》)，以宗法“亲亲为大”，举的主要是士集团中的人物，实质是对下层劳动者的排斥和对奴隶主贵族专政宗法制的维护。墨子否定儒家重礼尚亲的贤才论和人才价值观，强调要“不辟亲疏”，“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公正平等地选用人才，主张“尚贤”，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是那些“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的贤者、能者，都可“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墨子·尚贤中》)，反之对“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倡导任人唯德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其为贤之道以为民谋利，救民于水火，安民抚众为根本，提倡贵德尚贤，达到了济贤与安民的统一。墨子言：“为贤之道将奈何?日：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可见安世济民是墨子衡量贤者的重要标准。在人才的选拔上，墨子用“列德而尚贤”、“以德就列”的方法来举贤，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上》)，视德义来纳贤，“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亲疏”(《墨子·尚贤上》)，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这里，墨子根据“贤”来任用选拔人才的“尚贤”思想把选用人才的范围扩大到了“农与工肆之人”的阶层，代表了社会平民大众，尤其是代表庶民利益的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治，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要求，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的是儒家的“亲亲为大”的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在当时具有打破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反对官阶世袭制、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的进步意义，反映了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平民阶层要求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因而，墨子的“尚贤”包含着惠及苍生百姓的正义性美德，从根本上又是导向民利民愿的，把是否惠及天下之利和万民之利视为“贤”与“不肖”的尺度，其目的是为了安民、惠民，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与儒家等级“仁爱”成对立态势的墨家“兼爱”精神的表现。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认为：“从人类观点方面来区别孔、墨的思想，是解剖古代思想的首要窥窍。墨子的人类观点实质上是阶级论。这一思想是以《尚贤篇》为张本。所谓‘尚贤’即尚国民阶级的资格，并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以反对氏族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