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他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环境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1≥在中国日益传播开来。一批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引起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恐惧。与此同时，一些坚持旧立场和旧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他在1919年7月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及其相关文章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还说对马克思主义“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针对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过激主义”这种恶意攻击，李大钊在指出所谓“过激主义”，“实在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才产生的”。“社会上的一切不平、不安稳、不公道的事体”，都是“过激主义”产生的“肥料”。“所以世界政府中的顽固党，都怕过激主义，但是都在那里培植过激主义。”他还指出：“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并且“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灭真实的罪恶。”“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①李大钊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理论，同时也揭露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及其专制主义行为。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李大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理论的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唯物史观”、“经济论”和“阶级竞争说”三个部分。认为这三部理论，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因此，“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李大钊的这些论述，尽管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概括并不十分妥当，但毕竟说明了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李大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他说：现在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而马克思主义，则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说：“假使一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它，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元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李大钊还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的论述，是他认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前提，也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组成部分。针对胡适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解决；2问题的观点，李大钊论述了解决问题必须用n一、“主义”作指导，即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也就是说，解决社会问题要靠多数人的努力。因此，“应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和“一种工具”。这样，才能有多数人的共同行动，那些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李大钊的观点非常明显，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