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森林保护的礼法政令
　　 上古时代，森林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住宅以土木结构为主，祭祀及生活器皿多为木质，所用燃料亦为木材，因而森林砍伐在生产活动中占重要地位。随着人类对森林需求量不断增加，出现人类需求与自然可提供木材数量之问的矛盾。先民已意识到森林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应当有计划、有节制地利用森林资源。在周代礼制中，有诸多关于山林保护的法规。《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周代设山虞、林衡、迹人之官，司山林设禁之政。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为守护山林者制定各种政令，如“令万民时斩材”。“时斩材”是保护森林资源的带有纲领性的总禁令，要求森林砍伐不得任意随时而为。春、夏两季是林木生长繁茂之时，人当顺应自然规律，不得于此时伐木。《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人山行木，毋有斩伐”。古人在春、夏两季顺应自然界万物生机勃发之时令特征，实行禁伐。当伐之时在秋、冬。《礼记·月令》云，此时草木零落，停止生长，因而山林开禁，可以斩伐。如季秋之月：“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则伐木取竹箭。”季冬之月：“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郊庙及百祀之薪燎。”强调对森林资源必须用之有度，取之有时。古代礼制还要求在当伐之时亦必须做到所伐适宜，不得任意而为。
　　 上古时代，黄河流域及北方高原尚有丰厚的植被、茂密的森林，华夏祖先并未遇到现代人面临的森林资源匮乏、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严重生态危机，但他们心中已萌生对自然生态的忧患意识，已敏锐地觉察到，自然可提供给人类的森林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用“时斩材”等礼法政令对森林资源实施保护。
　　
　　 (二)有关保护渔猎资源的礼法制度
　　 先民认为，对渔猎资源的索取必须有节制。《礼记·月令》日：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麝，毋卵”；仲春之月，“祀不用牺牲”，“毋竭川泽，毋漉陂池”；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大田猎”。春、夏是禽兽鱼鳖繁育生长的季节，因此严禁捕杀幼兽，不准掏取鸟卵，不准戽干河水过量捕捞鱼鳖，不许用网捕鱼，捕鸟兽的器具、杀害禽兽的毒药，都严禁带出城门。，在《月令》里这些在不同月份对渔猎资源的保护性措施，皆以禁令形式发布，为各月天子当行之政令。
　　 畋猎还兼有教战、练兵、习礼之功能，既是重要的军事活动和生产活动，也是礼仪活动。《周礼》将四季之畋称为“时田”、“四时之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岁三田”；“无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孔颖达疏：“若田猎不以其礼，杀伤过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儒家既肯定畋猎作为生产活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又强调人在畋猎中对禽兽的索取必须有节制。《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禁止对禽兽狂捕滥杀，赶尽杀绝。《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迹人之职，谓其“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迹人“禁麝卵与其毒矢射者”，禁止捕杀幼兽、拾取鸟卵、用有毒药的箭射杀禽兽。
　　 在《礼记》等儒学经典中，可以感受到华夏祖先对现实社会和人类未来命运怀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们对自然生态可否承负起养育众生之重任倾注极大关怀。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凭人类的贪欲膨胀而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那就如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人类将再无资源可用。只会步人生态之绝境，因此人类只能有节制、有计划地使用森林、渔猎等自然资源。
　　
　　 三、礼学对人类道德精神家园的忧患
　　
　　 礼学对人类道德精神家园的忧患源自周文化。周人在推翻殷商统治，变革“天命”的实践中感悟到人类自身的道德力量与崇高价值。周人重人事，“敬鬼事神而远之”，周文化已从殷商统治者“率民以事神”的宗教政治中解脱出来。所以周人的忧患意识不再是以揣测鬼神意志为根本，而是要通过努力完善人类自身道德境界来顺“天命”。秉承周文化精神的儒家，在充满忧患的时代，内心里郁积着厚重如山的“忧患感”，在儒家的忧患意识中，对人类自身道德状况的忧虑占重要地位。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自身道德修养、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
　　 在礼学文本里，儒家对人类道德的忧患主要体现在对“曲礼”的阐释中。《礼记·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乃礼之大纲；“曲礼”，指礼之具体小节，又谓之“威仪”。礼之大纲如国家制度、法典等，不如小节之繁琐，而具体礼仪细节则不胜其多，故有“三百”、“三千”之别。儒家礼学在观照作为天下“纲维”的“经礼”之同时，还特别关注对“曲礼”的文化阐释，因为“曲礼”的细节条文能够约束人的行为，可以拯救世俗人心，培育道德精神。
　　 《曲礼上》是《礼记》第一篇。开篇即云：“《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礼记》的开篇以叙述人应该恪守的礼仪条文和道德细节来打开中华礼文化宝库之大门，让人们在生活的种种琐碎事项中，竭尽心智遵循礼仪与道德原则，做到不傲慢，不纵欲，不自满，不过度追求享乐，要尊贤，要识人，要正确对待财富，遇危难不苟且逃避等。礼学家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话语背后便是人类对不可预知的自然与坎坷难行的人生之路的深重忧患。这种忧虑感基于儒家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它是谨慎、畏惧、保守的，使人联想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也是积极、现实而充满着反思与进取精神的，可以催促人为追求崇高道德精神而“自强不息”，甚或“朝闻而夕死”。
　　 除《曲礼上》《曲礼下》外，《礼记》对“曲礼”叙述和阐发散见于各篇。人类应该遵循的礼仪细节在《礼记》中应有尽有。我们不能拘泥于“曲礼”之仪文，因为儒家更重视人在实践这些礼仪细节时，内心实际上已获得的道德滋养与人格磨炼。一个人如果尽数践行了“曲礼”，他就不仅成为守礼之人，而且可以“文质彬彬”，成为怀抱美善之德、外在行为规范的“君子”。儒家对自身道德修养如此看重，还基于他们的政治理想。儒家认为个人价值必须通过群体才可以实现，而通向仕途经济的起点则是个已道德境界的提升，因为只有“修身”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的文化视野非常广阔，其学术思想从多方面折射了儒家面对战乱无序的社会郁积在胸的时代忧患意识。《礼记》关注的时代性课题及其蕴涵的文化精神在当今人文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蕴涵的时代忧患意识，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观照原始儒学之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