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墨学的传授从早期的“上说下教”到中期已变为“俱诵墨经”。这种传授方式的改变是由于战国以来墨家学派日益壮大，喜好和研习墨学的士人数增加，而且他们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造成的。对《墨经》能使各派“俱诵”，方授楚认为：“若是其隆重庄严耶？吾颇疑其如佛教经典之结集，乃开会以决定者。此必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诸钜子硕学，以多数人之力量，随时决定而颁布之者，系用集体主义精神所成，故不能指为谁所作而仍庄严隆重也。”B29可见中期墨家学派的教学相授以及广为传播的情形。
　　第三，南北墨者俱诵墨经，却以“别墨”相称。团体内部繁衍分化及相互争执不下，这在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是正常的。此时北方墨者一如继往，如北方的庄子说“生不歌，死不服”，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恶，以至“后世之墨者，以裘竭为衣，足支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B30而南方墨者对苦待自己的律条有所放松，如《墨经》“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或者欲有不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二者之间以“别墨”相称，实质差别不大。
　　对于中期墨学在南北方的广泛发展，孟子认为杨朱墨翟之学盈天下即是燔乱天下，何况为患之烈，流毒之广。他认为“杨墨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为此惧。闲先王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B31甚至怒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B32可联系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的形势，客观上看应如荀子所说“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灭息，圣人潜伏，墨术行”。B33因此，儒墨是非之争反而促使儒家进一步反省与提高。这时孟子起来“辟杨墨”，既扬弃了孔子学说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又从墨家那里吸收了合理成份。《晋书•隐逸传•鲁胜传》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后来荀子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不以为然地批评孟子：“略法先王而是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其言议谈说，无异于墨子矣。”B34总之，这场发生于孟子与中期墨学之间的辨论，结果使当时的墨者颇为自得：“吾言足用也。舍吾言而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拾栗也。以其言非吾言，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B35墨子后学甚至扬言：“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B36
　　
　　三、末期墨学：大一统趋势下，墨学的继续兴盛，及墨者在言论与组织上的变迁
　　
　　战国末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墨学与儒学相埒并举，孔子与墨子同尊为圣。这时期文化格局的变动表现为杨朱学日渐式微不复厕身显学之列，而儒学不再“闲先王之道”“圣人潜伏”再度兴起。这时的韩非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雕漆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B37《吕氏春秋》说：“孔子墨翟二氏……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后世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B38足见孔子、墨子之后儒墨显学的盛况。
　　秦统一前的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首先，此前约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已有进入秦国的一派墨者。据记载墨家有田鸠、腹、唐姑果、谢子等人于秦惠王（公元前337～311年）时活动于秦。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后期墨学在秦如何立足，以及他们进入秦所采取的途径或方式。其一，关于秦墨者。史书中称腹“居秦”，唐姑果为“秦之墨者”，他们即后来的秦墨者。《吕氏春秋•去私》载钜子腹仕秦受到礼遇，而这位钜子行“墨者之法”大义灭子，与当年孟胜阳城百八十人的义举并无二致，同是墨者为实现其强烈的治世愿望而付出的牺牲，只是前者在楚，后者居秦。其二，秦地文化自来有不喜文学谈辩之士的传统。墨者田鸠、谢子都来自于秦的东方，开始都没有得到什么礼遇。其中谢子因奋于权说，入秦受阻；田鸠也是同样的道理，“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因见惠王。”B39说明墨者能够入秦立足必须由楚至秦，而欲参政预政也以军功方式才能行得通。而且，从田鸠的经历中还可知，楚地也有不喜文学谈辩的倾向。当时田鸠与楚王对话，其内容就反映了楚地墨者的这一特点。“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言多不辨，何也？’曰：‘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忘其用。墨子恐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B40至于当时仍奋于权说的北方墨者，由于秦当时占据了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齐位于秦东方，故被视为“东方墨者”。
　　关于秦地有大量的墨者，并且此时墨学与秦的政治、军事、法律活动相互渗透的情况，结合墨书《备城门》以下诸篇的记载及当代学者考察，约略可知一二。其一，秦墨者有女子参加战守之事，并可分土命爵。在《号令》篇中有：“女子到大军，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旗帜》篇：“守城之法，女子为姊妹之旗。”《备穴》篇：“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书中所述组织女子参战在古兵书中独树一帜。这样的行为既合墨家学说，又应此时秦地实际。从《古史考》、《魏氏春秋》记载的秦典籍之文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记叙。其二，秦墨者战守的建制和组织一直沿用秦制。《迎敌辞》篇：“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务城门》篇：“百步一亭……亭一尉。”《号令》篇：“三老守闾”，“令丞尉亡得入当，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这些与《商君列传》、《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的秦制相同。其三，墨者之法也与秦的法律日趋相近。《号令》篇：“自死罪以上皆逻父母妻子同产”，“奸民之所谋以外心，罪车裂”，“其以城外谋者，三族”，“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奸民之所谋为外心，罪车裂。”《尚同下》篇“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其中有“同产”、“车裂”、“三族”、“见知不举”，皆秦之重法。
　　随着政治上专制统一的大趋势出现，墨家文献中也有了明显趋向于专制大一统的线索。到战国末期墨家内部已就许多根本问题发生过争执，这种分歧乃至对立的观点，从《墨子》十论二十三篇文章中得到证实。例如关于“兼爱”说，从原来的广泛劝导，到这一时期提出“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B41即寄希望于统治者作强权推行。如“尚贤”说，从早期、中期的以爱利百姓为贤，反对贵族世袭，要求平民参政，到这一时期提出“贤”的标准是能为君尽职殉难。B42如“节用”说，从早期劝导统治者以节俭为本，有利民众，到这一时期提出“节用”之效果足以征讨不服从之国，在天下实现霸王之业。尤其是“尚同”说，早期是以“尚贤”为基础，且最终要服从于“天志”，墨子提出这一主张本来是希望人们的思想能统一于墨家的思想，社会也因此由乱而治。可是到了末期墨家那里，“尚同”的主张被用来强调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倒向强权，这就淡化了“尚同”的固有意义。
　　秦统一前，关于东方墨者与南方墨者的记载不是很多，约略可考的是战国最末年坚持墨家传统在各地抗御侵略的不乏其人，如鲁仲连曾写信劝燕将撤离聊城之守时说：“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B43以及“代君为墨而残”。B44不用说这些墨者最终避免不了被强大的秦兵彻底消灭的命运。先秦墨学史走到了战国最末年正如孙诒让感慨的：“彼勤生赴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呜呼！希矣。”B45
　　
　　
　　注释：
　　①B20B29方授楚：《墨学源流》，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5、159、156页。
　　②《战国策•书录》。
　　③《墨子•非攻下》。
　　④《墨子•节葬下》。
　　⑤B41《墨子•兼爱》。
　　⑥《墨子•兼爱中》。
　　⑦⑨《墨子•鲁问》。
　　⑧B27B45孙诒让：《墨子閒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3、664、655页。
　　⑩《盐铁论•险固篇》。
　　B11章太炎：《与章行严论墨学第二书》，见《华国月刊》1卷4期（1923年12月）。
　　B12B13《史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B14《史记•太史公自序》。
　　B15B30《庄子•天下篇》。
　　B16汪中：《述学•墨子序》。
　　B17B31《孟子•滕文公下》。
　　B18《庄子•天下篇》。
　　B19《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B21《列子•杨朱》。
　　B22《孟子•尽心下》。
　　B23《淮南子•说林训》。
　　B24《颜氏家训》。
　　B25《史记•楚世家》。
　　B26《吕氏春秋•上德》。
　　B28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卷上第十二篇第三章。
　　B32《孟子•滕文公上》。
　　B33《荀子•成相篇》。
　　B34《荀子•儒效篇》。
　　B35《墨子•贵义》。
　　B36《墨子•大取》。
　　B37《韩非子•显学》。
　　B38《吕氏春秋•当染》。
　　B39《吕氏春秋•首时》。
　　B40《韩非子•外储左上》。
　　B42《墨子•尚贤》。
　　B43《战国策•齐策六》。
　　B44《淮南子•人间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