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为礼的内在根据是仁。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7]显然，孔子认为礼乐形式的背后有更根本的东西。此即“仁”。孔子与宰予的一次对话能更生动地说明此点。宰予认为三年之丧过长，一年即可。孔子问他这样做是否能安心过舒适的生活。宰予说：“安。”交谈结束后，孔子对宰予的评价却是“不仁”。[7]这充分说明孔子把仁与礼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但这里或有疑：孔子虽然认为礼的内在根据为是仁，但却用“安”与“不安”，及对父母之爱来说明仁，这不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本能性的族类之爱吗？此为误解。首先，夫子之“仁”固然是“爱人”，但这非本能，而须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7]杀身成仁，在生命与仁之间能选择后者，这是一种无畏的、自觉的、自由的选择，怎能与本能性的情感相提并论？《论语》此种言论甚多，不繁举。其次，在孔子那里，有自律伦理学的端迹和倾向。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又说：“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7]这正是一种自律伦理学的端绪。只是他没用明确的语言表述自由意志自我立法的意思。自律伦理学认为道德本身就是善的，而其价值不以任何其他目的为条件，并因此必然要求有理性者自我立法。这种精神岂是动物性的本能？再次，在孔子那里，已暗含着、隐示着道德的形上学。虽然“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又说“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尧则之。”[7]这里似乎隐含着道德的形上天的意思。当然，仅就《论语》总观夫子之论天，西周天命观的味道较浓，而非道德的形上天。称其中暗含着道德的形上学，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自律伦理学从其内在必然性上讲，应该发展为道德的形上学。二是，孔子以后的正统儒家发展出了道德的形上学，如《中庸》等。所以，如果能说夫子那里隐示着道德的形上学，则更不能把“仁”说成动物性的本能。
　　孟子的礼论是典型的道德形上学式内在论。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是人人固有的、先天的、至善的，而仁义礼智的根据即在四端之心。故又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7]四端之心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这是非常清晰深刻的礼的内在论。不仅以为礼内在于人性，且指出这先天的善性，正是异于禽兽者，以先天的善性突出了人的崇高地位。但这并不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这与前面那种本能性的内在论相比，在哲学思考上无疑要深刻地多。孟子的礼内在论非常明白有力，而礼的道德的形上学基础也比较清晰。此已有学者指明，兹不重复。现在来看《中庸》。《中庸》用一种非常简约而有说服力的方式把礼归根于仁义。其云：“……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就把礼的主体与隆杀都合理地解释为以仁义为根据了。要注意《中庸》是讲“尊贤”，而非尊尊、贵贵。如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所分析的，尊尊可能源于政权稳定的考虑，而尊其客观的政权地位。“贵贵”则更显而易见。但《中庸》讲“尊贤”就大不同了。所尊为其有贤，他可能有现实的政权地位，但也是因为其贤才能居之，《中庸》似乎暗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差异非常重大。表明了《中庸》显著的道德化、合理化倾向。《中庸》之为礼的内在论毫无疑问，但称之有道德的形上学基础未必无疑。因为它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单从这点看，倒很像形而上学的道德学，而非道德的形上学。但通盘考察《中庸》就不会有此疑问了。《中庸》讲慎独，强调道德性决定于动机的方向。又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表明意志之自律。这些都说明《中庸》讲道德的主体性，有一套自律伦理学在下面支撑其形上学。所以它是道德的形上学，而非相反。故总而言之，《中庸》的礼论是道德的形上学式内在论。
　　
　　四
　　在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尺度下，我们对各种代表性的礼论做了更深入、细致的考察，发现它们在或内在或外在的根本区别下，还有虽微妙，但重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的哲学思考深度与价值。这些形形色色的礼论都希望能对礼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生活现象有所描述，有所解释，有所建构。于是，便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它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是事实，在何种程度上是理论？这为总观上述礼论提供了一种维度。
　　从理论上看，首先，礼论可能是思想家或理论的起点，但不是最终的结论，更不是基层而核心的部分。无论内在论、外在论往往都有其更深层的理论基础。这些深层的理论基础或为人性论，或为形上学，它们才是思想或学说的核心，而礼论只不过是它们在特定领域的表现。所以，礼论之间的根本差异归根结底都由这些核心的差异所决定。其次，撇开较简单的外在论不论，通过对诸内在论的分析、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礼论具有最高的哲学深刻性。另外，它真正在本质上突出了人的精神价值。至于这种礼论的价值，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里不便妄评。再次，总观所有礼论，无论内在外在，除了极少数特别外（如荀子），都倾向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下思考问题，无论是老子式的外在论，宇宙论天人合一的内在论，还是道德的形上学式的内在论等。也许它反映了中国人素有的某种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传统。
　　从事实上看，首先，内在论不仅在所有礼论中是一种影响较大的思想，而且似乎更合乎事实。礼，当然有人为制作的成分，但更多地、更根本地是源自人性、人情与人类生活。这在大多数人，实在是不争的事实。其次，礼的内在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规范作用易使人产生一种外在感。因此，若仅注意到礼的规范作用，而忽视了其内在性或内在根据，就可能抽象出外在性的礼论。另一方面，只强调规范性，也使我们常常忽视了真正宝贵的是礼背后的道德主体，舍本而求末。
　　没有真实的道德主体，礼就是虚文，甚至是伪善的外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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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