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知识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其表现是这样一种逻辑：中西国势强弱的不同，是其文化的不同；而文化的不同，根本上是其哲学的不同。这种思维逻辑在严复那里已初露端倪。冯友兰也说过：“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并谈到梁漱溟：“他作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其实这远不止是“当时”的问题，而是从近代到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的“文化情结”，唯其如此，中西文化比较以及一般文化问题一再成为学术热点。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至今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复了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题。李泽厚曾指出：五四运动“这次论战涉及问题颇多，……其中好些还正是今天‘文化热’讨论中经常涌现的问题和论点；这次论战提出问题的敏锐度和讨论问题的深度，在某些地方也并不比六十年后的今天逊色，其争论焦点便是至今并未解决的问题。”诚哉斯言！我们记得，伴随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还有一股“哲学热”，当时的青年无不侈谈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未能产生自己的纯粹的“哲学”。
   
    总之，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被明确意识到的问题：现代中国哲学受到的或隐或显的文化纠缠，一直严重地困扰着、限制着我们的真正的哲学思考；新世纪中国哲学能否健康生长，取决于我们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这种文化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