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批评家正当态度。’同样是不理解‘禽兽行’在古代社会中的特定意含。《汉书》〈高五王传〉︰‘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裸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终古禽兽行，乱君臣夫妇之别，悖逆人伦，请逮捕。’〈梁怀王刘揖传〉︰‘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数过宝饮食，报宝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宝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为！”遂与园子奸。..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奏立禽兽行，请诛。’〈燕王传〉︰‘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 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从以上三个案例，可知‘禽兽行’作为一种罪名，所惩处的都是悖逆人伦之事。人伦是分判人与禽兽的标准，乱人伦的行为则是‘禽兽行’，意义是一贯的。



[30]F.Oppenheimer, Der staat；萨孟武译，《国家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页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