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 
　　 
　　1919年5月4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分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新贵，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他们不会忘记同时拉上罗素站在自己的门前，尽管罗素在这个问题上的很多见解是极端轻率和信口开河的。不过早期的在华传教士可能会感到惊诧：那些法国的唯物主义作家，那些启蒙时代的文化英雄（伏尔泰等）恰恰是在他们给欧洲的信件中找到了中国世俗理性的新资源。当然，这责任不在传教士身上。现代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先从法国后从俄国获得了他们关于宗教的全部知识，然后他们回来了，他们打算以新真理的名义完成“沈杨”的未尽事宜。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它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分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 
　　 
　　当然这种合作是短期的。我不知道蒋介石的转向是和“枕边风”（蒋夫人是一位基督徒）有关，还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至少1937年以后，他似乎开始对基督教表示友善。也许教会对共产主义的一些反应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国民党后期的亲宗教政策。早在1924年，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以拉丁文编撰的《主教会议条例汇编》第201条“要人们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财产的破坏性组织，因为他们不是为自由服务，而是实际上导致对全民的奴役。”1937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谕中指责无神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和家庭的破坏者。教会这些反应获得了中国右翼知识分子的好感，但无疑和“左翼文艺”及其大本营延安结下了仇。 
　　 
　　事实上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就把教会视为敌人，科学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劳工神圣”为代表）是“五四”精英的主要精神偶像。这四种思潮都宣布基督教是它的敌人。于是历史又返回到利玛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换上科学主义的新式武器掀起了新的反教运动。这次对教会的控诉书不是送给皇帝的，或者它送到了“新皇帝”面前：这个新偶像叫人民大众。 
　　 
　　这场辩论在1922年达到了高潮。1992年教育界大辩论几乎就是当年利玛窦和淮三等中国知识分子辩论的翻版。是年春，世界基督教大学生联合会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会议，而上海的大学生首先抵制，并在19个省得到响应。1922年4月9日，正当基督教大学生会议在清华大学开幕之际，北京大学举行了狂热的反宗教聚会。曾经留法的李石曾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宣称：宗教是一种过失的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发言：他为教育思想的世俗化辩护，主张以审美的价值取代宗教信仰，他赞同这一老生常谈：宗教信仰不过是苦难人类的梦想。在一定意义上，“审美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所谓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思想界对“审美教育”的反省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根本没有这种问题意识。事实上“审美教育”和“极权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它不仅压倒了宗教教育，也压倒了理性教育。这种“新教育”思想把社会变成抒情的国度，而中国传统教育从来不缺乏这种“文人精神”。由于它钟爱文学思维，又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幼儿园，这里充满着精神病患者式的畸形文人和蛮不讲理、自我感动式的文化骗子。审美当然是文化教育的内容之一，但显然不应该置于教育的核心。 
　　 
　　在民族主义的支援下，无神论者取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当然，无神论的胜利在1949年获得了国家的最后确认。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驱逐教会的同时也埋葬了自身。1949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的意见，很多知识分子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了，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被消灭了。我愿意推想，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迷信”——作为偶像崇拜者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近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最保守的力量。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骄傲，更自以为是，更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大致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既得利益，一是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中国往往就是知识官僚，这不仅仅是由于知识分子对汉语知识的垄断所决定的，更由于政治权力通过考试制度造成的。这种存在状况事实上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和权力部门（市场化以后是“市场”）通过封闭的交易关系获得回报。这种商业关系必须是排它的才可能获得“利润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必须排除任何对这种文化必须品独家专卖的竞争者。特别是当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一种生存危机或政治危机感就出现了，它使知识分子更疯狂地要求驱逐竞争者，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在肉体上消灭闯入者。在动员专制权力清剿思想异端和铲除宗教组织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得心应手。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迫害事实上是两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几乎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敌视基督教这个问题上，儒家知识分子以及今天的知识分子往往和佛教、回教和道教的知识分子同仇敌忾。 
　　 
　　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George H Dunne，1905-1998）在分析沈?喾醋诮痰男睦砀?源时谈到： 
　　 
　　“沈?嗍枪倭胖饕褰撞阒械囊辉薄Ｕ庵止倭盘逯圃蚴羌赴倌昀锤髦质屏ο嗷ザ氛?而产生的结果。官僚阶层在帝国中享有优越的地位。要想使这个阶层的统治地位能够继续下去，就要依赖一套考试体系。而这种考试体系将学问限定在毫无生气的对文学的浅尝则止的理解之中。也正是这种考试体系，使宋明理学日趋退化，走向衰败。但在理性王国或是宗教领域，人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体系则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反动的官僚们时刻提防着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们一直在奋力地维护宋明理学的虚幻的神话。……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僚们在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上忠诚。而这一套利益是与一套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他们则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没有理由怀疑，为了维护这种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他们反对新生事物的内在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事例来证明。一般来说，在学者中，要数通过了秀才考试的年轻人最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们过了第一道关卡，未来的名利与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封闭的教育体制当中。他们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熏陶的，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决心捍卫这个制度和他们的优越地位，由而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保守的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