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哲学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张申府文集》于2005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也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但他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对罗素哲学和辩证唯物论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景的思维空间”,可以从“他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至于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而发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使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申府先生是如何把孔子、马克思、罗素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而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呢?我认为,首先得了解他的“大客观”理论。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一文中说:“我所谓的大客观主义乃是既承认客观,也晓得有主观。
所谓大客观,一个意思就是扩大客观的范围,并包括主观于其中;以客观为主,结合主观客观而为一。……西洋哲学一个不通之路是把主观方面的人与不依附人而独立的所谓外界,截然对立起来。”申府先生又常把他的“大客观”称之为“纯客观”,他说:“说明纯客观可以超越主观,也可以客观地观察主观。能纯客观的人,可以主观地观察客观。此一观察事物的角度包括了和超越了主观和客观二者。”看来,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是要求消除“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创造一种融“主观”与“客观”为一的哲学,而这样一个思路正是和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哲学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早在先秦已是这样看了,《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就是说,《周易》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所谓“天人合一”是说,研究“天”不能不研究“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研究“天”。朱熹对此说得很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之初产生虽是得之于“天”;但是即生此“人”,则“天”全由“人”来彰显。如无“人”则如何体现“天”的活泼泼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在申府先生的“大客观”的框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基于这种看法,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中,从“真”、“美”、“善”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大客观”。他说:“真理也是主观方面的东西与客观方面的东西间的某一种关系,至少普遍所遇到的真理是如此。”又说:“一个美的东西(好听的、好看的)的美,不只属于主观,也不止属于客观。对于美,要有能感于美的主观,也要有客观上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是就“美”说的。他还说:“我还愿意引到我在中国哲学上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上去。那就是中。中正恰好是切中的意思。在大客观主义下,中正是价值的标准。满足这种标准,必是主客的会合,而不能偏于那一方,斜到那一隅。”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就是说,孔子把“中庸”看成最高的道德。“中”是不偏不倚,中正、正直,这样才能化解矛盾,而使不同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家常话》的181节,其文如下:“‘时中’。‘致中和’。‘从容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哉’!‘优优大哉’!”申府先生可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和”等思想推崇备至了。这无疑是中国的精神,这也许就是他的“大客观”的精神所在。
上面申府先生说,“中”字是他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那么他最喜欢的其他两个字是什么呢?在1980年4月14日与舒衡哲的说话中,他详细地说了他一生最后得到的“三个字”的哲学:实、活、中。下面我把这段话都摘引下来:
“你知道,过去几个月我尝试总结我的哲学立场。您的谈话刺激了我,使我想到一些新问题。我现在开始写我的哲学看法,或者叫《我的人生观》什么的。我曾经分析我的人生角度,客观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弱点和成绩。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人生观的演变,作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我这自我分析和省察的目的,是想说出我的心中信仰,用最简单的字表达生命是什么,以及怎样待人。我想我最后得出三个字,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实’、‘活’、‘中’。”
“看,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字写给你。‘实’,您知道,是我在‘五四’开始时的一篇文章的中心信念。我常写文章讨论真实的重要,及人们对真实视而不见的偏向。我在30年代甚而替一份叫《实报》的报纸写文章。我的大客观哲学,目标就是求实。‘活’,这个字看去多么简单,令人想起生活。但我的意思比较深入,比较接近辩证唯物论,它是关于事物常变,我们需要经常适应配合。这不同过去所宣扬的死硬教条,这不是真正的或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中庸之道,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对我来说,这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我一生都是守中道的人,我是气质使然,总是能够平复我的极端情绪,不致被它克服。”
这时申府先生手里拿着一份稿件,并对舒衡哲说:“这是给您的,《我的人生观》的暂定稿。”我想,这份送给舒衡哲的稿子,大概就是1982年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活”、“中”》一文了。在这篇文章中,申府先生说:“由实(唯物)而活(辩证——相反相成,执两用中)而达于中(适当、恰好、不多不少;也即应多者多,应少者少。应多者不多,应少者不少,就不是中)。”这里所引用的两段话,前一段是申府先生对“实”、“活”、“中”分别作了说明,后一段不仅作了概括的说明,而且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是“唯物”,但他对“实”作“唯物”解,常常也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界定,在他写的《实!》《说实》、《再说实》等文中说:“实!它实在是中国一个最好的传统”,“‘实’,乃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个字”,“实在都应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做人标
申府先生是如何把孔子、马克思、罗素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而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呢?我认为,首先得了解他的“大客观”理论。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一文中说:“我所谓的大客观主义乃是既承认客观,也晓得有主观。
所谓大客观,一个意思就是扩大客观的范围,并包括主观于其中;以客观为主,结合主观客观而为一。……西洋哲学一个不通之路是把主观方面的人与不依附人而独立的所谓外界,截然对立起来。”申府先生又常把他的“大客观”称之为“纯客观”,他说:“说明纯客观可以超越主观,也可以客观地观察主观。能纯客观的人,可以主观地观察客观。此一观察事物的角度包括了和超越了主观和客观二者。”看来,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是要求消除“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创造一种融“主观”与“客观”为一的哲学,而这样一个思路正是和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哲学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早在先秦已是这样看了,《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就是说,《周易》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所谓“天人合一”是说,研究“天”不能不研究“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研究“天”。朱熹对此说得很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之初产生虽是得之于“天”;但是即生此“人”,则“天”全由“人”来彰显。如无“人”则如何体现“天”的活泼泼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在申府先生的“大客观”的框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基于这种看法,申府先生在《我自己的哲学》中,从“真”、“美”、“善”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大客观”。他说:“真理也是主观方面的东西与客观方面的东西间的某一种关系,至少普遍所遇到的真理是如此。”又说:“一个美的东西(好听的、好看的)的美,不只属于主观,也不止属于客观。对于美,要有能感于美的主观,也要有客观上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是就“美”说的。他还说:“我还愿意引到我在中国哲学上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上去。那就是中。中正恰好是切中的意思。在大客观主义下,中正是价值的标准。满足这种标准,必是主客的会合,而不能偏于那一方,斜到那一隅。”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就是说,孔子把“中庸”看成最高的道德。“中”是不偏不倚,中正、正直,这样才能化解矛盾,而使不同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家常话》的181节,其文如下:“‘时中’。‘致中和’。‘从容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哉’!‘优优大哉’!”申府先生可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和”等思想推崇备至了。这无疑是中国的精神,这也许就是他的“大客观”的精神所在。
上面申府先生说,“中”字是他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那么他最喜欢的其他两个字是什么呢?在1980年4月14日与舒衡哲的说话中,他详细地说了他一生最后得到的“三个字”的哲学:实、活、中。下面我把这段话都摘引下来:
“你知道,过去几个月我尝试总结我的哲学立场。您的谈话刺激了我,使我想到一些新问题。我现在开始写我的哲学看法,或者叫《我的人生观》什么的。我曾经分析我的人生角度,客观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弱点和成绩。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人生观的演变,作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我这自我分析和省察的目的,是想说出我的心中信仰,用最简单的字表达生命是什么,以及怎样待人。我想我最后得出三个字,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实’、‘活’、‘中’。”
“看,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字写给你。‘实’,您知道,是我在‘五四’开始时的一篇文章的中心信念。我常写文章讨论真实的重要,及人们对真实视而不见的偏向。我在30年代甚而替一份叫《实报》的报纸写文章。我的大客观哲学,目标就是求实。‘活’,这个字看去多么简单,令人想起生活。但我的意思比较深入,比较接近辩证唯物论,它是关于事物常变,我们需要经常适应配合。这不同过去所宣扬的死硬教条,这不是真正的或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中庸之道,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对我来说,这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我一生都是守中道的人,我是气质使然,总是能够平复我的极端情绪,不致被它克服。”
这时申府先生手里拿着一份稿件,并对舒衡哲说:“这是给您的,《我的人生观》的暂定稿。”我想,这份送给舒衡哲的稿子,大概就是1982年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活”、“中”》一文了。在这篇文章中,申府先生说:“由实(唯物)而活(辩证——相反相成,执两用中)而达于中(适当、恰好、不多不少;也即应多者多,应少者少。应多者不多,应少者不少,就不是中)。”这里所引用的两段话,前一段是申府先生对“实”、“活”、“中”分别作了说明,后一段不仅作了概括的说明,而且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是“唯物”,但他对“实”作“唯物”解,常常也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界定,在他写的《实!》《说实》、《再说实》等文中说:“实!它实在是中国一个最好的传统”,“‘实’,乃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个字”,“实在都应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做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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