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清平先生在批判孔孟儒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后。因为普遍群体性的维度，对于人的整体性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本根意义：它既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又是人之为人的终极理想；人的一切行为举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损害否定人的存在这一至上本根。他同时也强调，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人的存在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价值意义也应当受到充分的肯定。那么在出现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由其第三点主张来解决。3、后儒家特别提倡：一己性个体应当对普遍性群体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尤其是在二者之间出现冲突、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甚至应当不惜限制和牺牲一己个体性的维度，以求维系和实现本根至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4、后儒家的终极目标，不是“满街人都是理想圣王”，而是“满街人都是优秀公民”。
　　可以看出，后儒家就是一整套的形而上学建构。虽然在刘先生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形而上学”这个词的影子，但是像“恻隐仁爱本根至上”这样的说法，就是以恻隐仁爱作为基础，去建构后儒家这样的形而上学。不仅如此，刘先生所要解构的传统儒家，也是一套形而上学建构，不过这是他个人的理解，儒家是否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另当别论。然而，无论是以恻隐仁爱还是血缘亲情为基础，都要考虑到：基础之为基础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形而上学的基础就不可靠，基础有问题，大厦就没有建起来的可能。这也意味着刘先生并没有所谓“后现代”的视域，而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框架中纠缠不休，而且对柏拉图、康德式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理解也大有问题。
　　
　　三
　　刘先生在孔子2000网2003年7月3日的一个帖子说，他在集中从事孔孟儒学研究的七年中，开始四年主要着重于批判孔孟儒学，最近三年则试图在继续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后儒家”构想；但在这两个阶段上，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采取“学理辨析”的批判性思路。批判的思路确实没变，但从“学理辨析”的角度来说，他改变了一个关键词的用法，这个关键词就是：普遍主义。在他批判孔孟儒学的时候，他说：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的道德理性精神，而道德理性总是建立在认知理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儒家没有认知理性的精神，所以儒家没有道德理性的精神。这也就是说，儒家没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在他的“后儒家”构想中，却说儒家的仁爱情理精神是普遍主义理论架构。这有点前后矛盾。因为根据他的论证，仁爱情理精神不是道德理性精神，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刘先生从儒家没有理论理性的精神，推出儒家没有道德理性精神，这个推理缺乏论证，而且很难说得通，退一步说，这个推理即使成立，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康德那里，是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目的是为信仰留地盘；牟宗三也是道德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在以后现代话语为背景重建“理性”的哈贝马斯那里，它们则是平行关系。
　　问题三，对“理性”(reason)的理解失之简单。对“理性”的理解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英国人的定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推理所用的工具不是只有逻辑，西方凭借的是逻辑(logic)；印度用的是因明，中国则有自己的名学。英国人如此定义“理性”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英国人，不了解逻辑以外的推理工具。而且，即使在西方世界，思想家们对理性的定义也是丰富多彩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算同一个人的用法也有不同，以不列颠百科全书这种普及性读物的定义为标准，这种做法，本身已落了下乘，刘先生如果想要原创，就应该对“理性”有自己的理解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