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四，后儒家颠覆传统儒家特殊性血缘亲情本根至上，弘扬儒家传统中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如果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与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相互抵牾，特殊性血缘亲情本根至上，会滋生腐败，导致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不能流畅贯通的话，反过来，真的如其所愿，让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本根至上，那么又如何保证这种普遍性人际情感不会戕害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呢?
　　以上是顺着刘先生的思路，就其所认同的核心观念提出的几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刘先生后儒家构想的本意是为了应对后现代，也看到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可是他应对后现代的核心观念却是现代性的，这真的成了一个悖论。像“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的道德理性精神”这样的观念，就是典型的两方“现代性”观念，不过是康德式的“理性为人类自身立法”的翻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这正是两方后现代思潮所要批判和彻底解构的。要应对后现代首先就要应对它的核心观念，如果刘先生正面应对的话，可能会碰出更多的思想火花，成为一个真正原创的思想者。毕竟，一个学者穷十余年之力构建一个体系，也绝非易事。
　　另外，刘先生在批判孔孟儒学的时候，他的核心观念基本都属于西方文化中心论。从理性到认知理性、道德理性的理解；再到现代性、现代化的模式；甚至对后现代的言说，都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其实，像世界伦理、现代性是否有普适性、现代化是否只有一个模式等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在探讨之中。这且不说，关键是刘先生又把这些观念带进了后儒家构想之中，这与他弘扬儒家传统的思想好像有点背离。
　　目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机遇。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在给人类带来正面价值和新的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西方的现代性思想遭遇到后现代的批判和反思。应对后现代的问题，是一个有着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后儒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一个本来很有意义的话题，为什么会引得聚讼纷纭，批评如潮而支持者寡呢?原因可能还不在于后儒家的“创新”，而在于刘先生对儒家传统的解读。依个人浅见，后儒家对儒家传统的解读失之简单，有暴力解读的嫌疑。他认为：儒家的核心精神就是所谓“血亲情理”精神。而且“孔子和孟子不仅赋予了‘血亲情理’以‘本原根据’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赋予了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试图将它置于人们的行为活动应该遵循的其他一切准则之上，使之成为其他一切准则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最高原则。”这源于他把儒家传统抽象成了一个对子，认为儒家本身既有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又有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也就是说，儒家既有特殊主义的内容，又有普遍主义的成分。这样简单抽象的结果，就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搅混在一起。
　　首先，恻隐与仁爱的普遍性是不相同的，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是说作为有情生命的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先于经验的仁爱情感之根源，仅此而已。而仁爱的普遍性则要复杂得多，有不同的层次，在伦理学的层面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从政治方面讲，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说，仁爱还必须爱物，在哲学的层面上，有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几个不同层面本来是一气贯通的，孝悌乃为仁之本，是仁爱情感的发端萌芽处，由此特殊性的孝悌之情开始，培养出“泛爱众”的普遍性仁爱情感，然后用政治手段“行义以达其道”，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目的，而且仁民还需爱物，因为无物则无所谓人，张载所谓“民胞物与”正是此意，安顿好物与人，就达成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退一步讲，即使把慈孝友悌与恻隐仁爱都归入伦理学的范围，那也很清楚，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是私德，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是公德，只要人们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这两者也不会相互抵牾。
　　由此可见，传统儒家强调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并没有错，也并非刘先生所认为的有强烈形而上学色彩的本根至上的意思。道理很简单，因为，道德情感的培养是从每一个人成为有形之物开始的，而且必然要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单元里发端，而家庭是人类各个文明到目前为止的共同选择，假如没有在家庭里从孝悌开始的道德情感的培养，那么人类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又从何而来?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刘先生把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真正有些原创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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