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 ，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注释：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234－235页；《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149页。

[2] 参阅《读书》1994年，第5期。

[3]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现代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问题。



[4]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8页。

[5] 同上，第692－693页。

[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8页。

[7] 参阅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302－303页。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11]同上，第192－193页。

[12]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3页。本文所有关于“文革”的原始材料均来自该书，以下不再详注。

[1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87页。

[14]舒芜在《人民日报》1988年8月30日发表的文章《政治运动中的群众》中就说道：“‘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最大的危害，首先在于教坏了群众，斫丧了他们的是非、羞恶、恻隐之心，这才是世道人心之大忧，祸在千秋，祸在国运，比造成一批一批冤案要严重得多。” （见刘智峰编《道德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我把“教坏群众”看作是“（恶性）启蒙”，肯定会招致许多误解，因为人们对启蒙的感激和迷信使得他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启蒙当作了正面的价值标准，殊不知情况也许并不这样简单。其实不独中国伦理资源出现亏空，整个现代社会都是如此，而且这种亏空也并非就一定是“文革”的过错，就算没有“文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抛弃了古老的观念后“现代”人的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也会非常尖锐，并会最终导致（至少暂时性的）各种精神资源的亏空。（参阅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1996年。）

[15]参阅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303页。

[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卷三，第343页。

[18]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05页。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0页。

[20]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下卷，第714页。

[21]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卷，第3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四卷，第242－243页。

[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279-280页。

[2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1页。

[26]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70页。

[27]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0页。考虑到After Virtue的双关含义，学术界有人主张译作《追寻德性》，可能更加符合原意，也更符合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