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的由来(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受孔子的教诲,子思的父亲孔鲤也早卒,说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响,完全符合情理。不过从思、孟的言论来看,他们似乎较少谈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谈到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子。如在《礼记》中,子思常与曾子讨论孝亲执丧;孟子也常将曾子、子思并举:“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这里的“同道”是说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并不是说在传授“道统”,但也说明在孟子眼里,二人确实具有某种联系。此外,《孟子》一书提到曾子九次,对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笔下,曾子常常被描绘成刚强、弘毅,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公孙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孙丑下》)
这里的曾子显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响,“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与曾子以“忠恕”释“一以贯之”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往往认为思、孟实际是出于曾子一派。不过仔细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其实也并不矛盾。前面说过,子思虽为孔子之后,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经幼年丧父的变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与其发生联系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数,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者,子思与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荀子说思、孟一系曾经推崇子游,应该是有根据的。至于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则较为复杂,除了对思、孟产生影响外,可能与荀子也具有某种联系。据笔者统计,《荀子》一书多引曾子的言论,对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视(详见第三章);而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吴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学于曾子门下,这样看来,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曾子的思想来看,孟子虽然称其“守约”,突出了其重视内在精神的一面,但史书也不乏曾子有关论礼的记载,说明他对于外在礼仪同样十分关注,这样以后的孟、荀实际都有可能与他发生联系,产生共鸣。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当荀子在对儒家各派进行批判总结时,便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只将子游划归思、孟一系而不谈及曾子,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对思、孟产生过影响。
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据学者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周烈王4年,公元前372年左右,[5]所以孟子一生实际并没有见到过子思。但孟子虽然不及见子思,却受业于子思弟子,仍然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种一致性,后人所谓的思孟学派也应该主要是对此而言。不过当时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师事子思的说法,如刘向《列女传》:“(孟轲)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歧《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杂训第六》)这里似乎在暗示人们,孟子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乃是因为得到子思的提携、欣赏。《孔丛子》还编造出孟子请教子思的内容: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孟子十分重视仁义,曾批评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这里的“子思”却似乎对孟子已有所不满,教导他要“先利之”,并讲了一番“利”与“仁义”的大道理。这里内容虽然是虚构,却表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编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对孟子的某些言论作出修正,把子思说得比孟子更高明。此外,编造者还有意将孟子的言论套在子思头上,让子思以此对孟子进行训导: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居卫第七》)
《孟子·告子下》有曹交向孟子请教“人皆可以为尧舜”,问“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回答:“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不难发现《孔丛子》的这一段文字实即来自于《孟子》,只不过对原话作了改动,孟子也由教导者变成了受教导者。
“《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6]全书共二十一篇,其中前四篇记孔子事,第五至第十篇记子思事,第十二至十四篇记子高(子思玄孙)事,第十五至第十七篇记子顺(子高子)事,第十九篇至二十一篇子鱼(子顺子)事。除了第十一篇《小尔雅》、第十八篇《诘墨》性质较特殊外,全书可分为五大段,记录前后二三百年之事。据黄怀信先生的研究,书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述文字就有可能是出自子思后学之手,由子思后学加工而成。而他们这样作,显然是要借孟子来抬高自己,属于思、孟一系的内部纷争。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后孟氏之儒已经不传,“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而子思之儒却因为孔氏家族的缘故流传下来。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子思以下的世系为: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顺——子鱼。其中子思是孔氏家族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在家族内占有显赫的地位,其思想不可能不对以后的孔氏家学产生影响,并被后者继承下来,这样子思之儒便融合在孔氏家学之中,“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就是孔氏家学所主张的”。[8]但孟氏之儒虽然已不传,孟子的思想在汉代仍有较大影响。“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不仅《孟子》一书在文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官,设置传记博士,孟子的仁政说更是影响到包括贾谊、贤良文学等在内的众多人士,成为总结历史、评论现实的重要理论依据。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子思后学故意篡改了思、孟二人的关系,将孟子说成是子思的弟子,编造出子思训导孟子的具体情节,将孟氏之儒归入子思之儒,将历史上曾经相对独立的两个学派说成是同门的师徒相传,这本来不过是子思之儒的宣传手段,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影响到对思孟学派
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公孙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孙丑下》)
这里的曾子显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响,“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与曾子以“忠恕”释“一以贯之”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往往认为思、孟实际是出于曾子一派。不过仔细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其实也并不矛盾。前面说过,子思虽为孔子之后,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经幼年丧父的变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与其发生联系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数,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者,子思与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荀子说思、孟一系曾经推崇子游,应该是有根据的。至于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则较为复杂,除了对思、孟产生影响外,可能与荀子也具有某种联系。据笔者统计,《荀子》一书多引曾子的言论,对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视(详见第三章);而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吴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学于曾子门下,这样看来,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曾子的思想来看,孟子虽然称其“守约”,突出了其重视内在精神的一面,但史书也不乏曾子有关论礼的记载,说明他对于外在礼仪同样十分关注,这样以后的孟、荀实际都有可能与他发生联系,产生共鸣。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当荀子在对儒家各派进行批判总结时,便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只将子游划归思、孟一系而不谈及曾子,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对思、孟产生过影响。
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据学者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周烈王4年,公元前372年左右,[5]所以孟子一生实际并没有见到过子思。但孟子虽然不及见子思,却受业于子思弟子,仍然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种一致性,后人所谓的思孟学派也应该主要是对此而言。不过当时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师事子思的说法,如刘向《列女传》:“(孟轲)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歧《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杂训第六》)这里似乎在暗示人们,孟子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乃是因为得到子思的提携、欣赏。《孔丛子》还编造出孟子请教子思的内容: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孟子十分重视仁义,曾批评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这里的“子思”却似乎对孟子已有所不满,教导他要“先利之”,并讲了一番“利”与“仁义”的大道理。这里内容虽然是虚构,却表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编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对孟子的某些言论作出修正,把子思说得比孟子更高明。此外,编造者还有意将孟子的言论套在子思头上,让子思以此对孟子进行训导: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居卫第七》)
《孟子·告子下》有曹交向孟子请教“人皆可以为尧舜”,问“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回答:“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不难发现《孔丛子》的这一段文字实即来自于《孟子》,只不过对原话作了改动,孟子也由教导者变成了受教导者。
“《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6]全书共二十一篇,其中前四篇记孔子事,第五至第十篇记子思事,第十二至十四篇记子高(子思玄孙)事,第十五至第十七篇记子顺(子高子)事,第十九篇至二十一篇子鱼(子顺子)事。除了第十一篇《小尔雅》、第十八篇《诘墨》性质较特殊外,全书可分为五大段,记录前后二三百年之事。据黄怀信先生的研究,书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述文字就有可能是出自子思后学之手,由子思后学加工而成。而他们这样作,显然是要借孟子来抬高自己,属于思、孟一系的内部纷争。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后孟氏之儒已经不传,“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而子思之儒却因为孔氏家族的缘故流传下来。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子思以下的世系为: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顺——子鱼。其中子思是孔氏家族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在家族内占有显赫的地位,其思想不可能不对以后的孔氏家学产生影响,并被后者继承下来,这样子思之儒便融合在孔氏家学之中,“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就是孔氏家学所主张的”。[8]但孟氏之儒虽然已不传,孟子的思想在汉代仍有较大影响。“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不仅《孟子》一书在文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官,设置传记博士,孟子的仁政说更是影响到包括贾谊、贤良文学等在内的众多人士,成为总结历史、评论现实的重要理论依据。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子思后学故意篡改了思、孟二人的关系,将孟子说成是子思的弟子,编造出子思训导孟子的具体情节,将孟氏之儒归入子思之儒,将历史上曾经相对独立的两个学派说成是同门的师徒相传,这本来不过是子思之儒的宣传手段,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影响到对思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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