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体分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的研究两个层面。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以思想家、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理论诠释为主，而民众观念的研究更重视普通民众的一般的知识、意识、心理和情感。然而，不管精英思想还是民众观念的研究，都注重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在方法上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实践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同处是传统的精英思想和心态史有意或无意地强调了社会或经济对思想、以及社会史对思想史的决定作用；而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更重视一般的观念对社会具体的塑造作用，甚至把社会史本身也看作社会一般观念和意识的聚合体。因此，他们所谓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将社会史等同于一般观念史的前提下而言的。
二、中国的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大体也可以分为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和一般思想研究。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以侯外庐为代表，其开端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正式提出了“学术思想史”，把它归于文化专史而与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同列。虽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史”只是一个极笼统而未展开的概念，但也表明了他将思想史与学术史合论的倾向，他心目中的思想史提法受传统“学案”的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的学生蔡尚思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思想史不能像通史、文化史、国学、乃至学术史哪样广泛。他认为中国思想史“侧重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或者侧重于“经世哲学，而非心性哲学；多是社会哲学而非宇宙哲学；多是实践哲学，而非无用哲学”，内容包括实践性较强的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排除空虚渺茫的讨论宇宙心性的纯正哲学。蔡尚思将社会的思想（他认为可进一步细分为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粗略框架而没有具体展开。
真正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且成绩卓著者是侯外庐先生，他撰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侯外庐指出，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实际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以精英思想家为轴，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对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等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在方法上，则表现为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即重视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阶级对思想的影响与决定作用。这种研究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传统无疑是相吻合的。现在看来，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明显缺憾是过多的重视社会史和阶级的“决定”作用，所以有必要吸收后现代史学关于思想在塑造社会方面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应重视社会思想意识对社会过程的能动影响。
另外，精英思想的另一支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西方哲学那样明晰的范畴和系统，使得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对象和范围难以分清，研究家往往哲学和思想不分，而且常常互相等同。譬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名为哲学史的著作，但这部以唯物史观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巨著，其内容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更像是思想史，而钱穆的《中国思想史》，从内容上看实际是中国哲学史。但不管如何命名，冯友兰、钱穆对传统思想的研究也都是精英式的。
20世纪90年代，年轻一代学人葛兆光先生不满于传统精英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一般思想史的看法。葛兆光既不赞成哲学史即思想史，又不赞成传统中国思想史“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包罗万象的写法，而且他特别反对把思想史写成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反对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排列，理由是：其一、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慢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其二、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提出在精英和经典之外，“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葛兆光明确断言：他的思想史就是“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葛兆光“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的提出，明显地受到福科及后现代史学——新社会文化史派“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但是，葛兆光教授决不是简单地照搬。正如他自己申说的，他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不是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所关注的反映民众观念的“小传统”。但问题似乎也正在这里，他所谓“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一般读者理解起来常常是朦胧不清的。具体到其《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中，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反映“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那些章节：如从早期中国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宫室陵墓建制，还有敦煌文书的经变、各种类书、私塾教材，还有秦汉简帛画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刻造像，还有书札信件等材料，来描述当时人们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确实很有新意。但是，读完这些精彩的部分，使人不禁觉得意犹未尽。因为葛教授的这些讨论，不仅篇幅较少，而且还相当稀疏笼统，同时还交叉着大量对诸子经典内容的引证，这使我们很难明确看到当时人们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到底是什么（是民众观念抑或是古代士人的思想呢），它是如何作为“背景”来影响精英思想的，以及它如何作为“底色或基石”来影响社会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的思想（不管是儒学、道教和佛教）与普通的老百姓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还存在着相当的紧张。
总之，葛教授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追寻，缺乏《蒙塔尤》那样在描写民众思想时给人明显的冲击感。在我看来，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非常接近于剑桥学派的斯金纳提出的：注重作为“经典作家”背景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的思想史，只不过后者仅限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理由是：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绝大部分材料仍是来自于经典，书中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给人的影响似乎仍是传统士人的思想，一些非经典史料的诠释也似乎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理解士大夫精英思想的背景。这也许就是这部《中国思想史》虽然给我们启示良多，但未能真正给读者清晰地提供一幅“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地图的原因。
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研究，与西方思想史研究一样，也大体分精英思想研究和民众观念研究两个层面。实际上，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不是对立的，更不会发生民众观念史取代精英思想研究的结果。因为在精英思想中，除了一些超越历史时代的价值和理想外，主要还是对具体时代民众的一般观念和情感的理论化、抽象化表达，它们之间本身是交叉和混合的。精英思想研究和民众观念研究两者很好地互动，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存在的观念和思想，同时也能更好地探寻到有利于我们人类生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的全貌，无论是精英思想还是民众观念，我们的确需要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和手段，以便继续推进中国思想史研究。
三、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点理解
谈了这么多思想史研究，那么思想史到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