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先生也许是现代新儒家中最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之一。他身处台港两地，在政治上，批判现实，向往民主政治；在学术上，反对虚浮的学风，痛斥拿着西洋玩意压制中国传统思想的行径。但是，我们切不可误会，以为徐先生不过是一位只会骂人的杂文家。事实上，他的一切批判都源自中国儒家精神，而他所谓的儒家精神，并非道听途说，乃是自己下过一番苦工夫后，从儒家典籍中体会出来的。照我看来，读徐先生文章的快意，并非来自其批判的酣畅淋漓，而是来自他的学问的深湛。

在读徐先生著作的过程中，有感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理性地热爱，对学术研究之严谨，对儒家思想论述之缜密，便有心探寻他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写下如下文字，但愿有助于理解徐先生思想、方法之一、二。写作过程中，本打算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徐先生的主张，但写来写去，总不如徐先生自己的话明快有力，干脆大段大段摘录徐先生原话。我想，这样也有助于对徐先生的进一步阅读。

其实，徐先生极不主张“悬空”地谈方法问题，他说：“悬空的谈，悬空的听，实在没有太大益处。”[①] 因此，他建议治中国思想史者，“只有读组织严密的思想性的著作，才能养成自己的思考能力，逻辑教科书是没有大用处的。只有读论证精详的考证性的著作，才能养成自己的考证能力，决不应仅靠方法上的说教。”[②] 基于这个原因，徐先生像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学人那样，没有化时间去创作大部头的方法论著作。关于他的治学方法，只是在各种著作的序言中、在回答后辈的问题中、在某些演讲中提到，把这些文字收集起来，细心阅读、比对，徐先生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清晰可见。

一、治学的态度

徐复观先生非常重视治学的态度。

论到思想史研究者的态度，他强调研究者必须有“敬”。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徐先生认为，“敬”的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过度，这个过度发生在周朝。敬产生于忧患，而忧患则源自殷商时期的原始宗教。[③] 那么，从思想史方法的角度看，“敬”又怎样理解呢？徐先生说：“要使我们的实生活态度能适合于研究时态度，最低限度，不太干涉到研究时的态度，这恐怕研究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习性，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而这种自觉的工夫，在中国传统中即称之为‘敬’。敬是道德修养上的要求。但黄勉斋称朱元晦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这段话便说明敬乃贯彻于道德活动、知识活动之中的共同精神状态。在求知的活动中，为什么须要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求知的最基本要求，首先是要对于研究对象，作客观的认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应随着对象的转折而转折，以穷究其自身所含的构造。”[④]

总之，“敬”的态度就是尊重前人的思想，让前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替我说话，说我要说而不能说的话。徐先生说：“就研究思想史来说，首先是要很客观的承认此一思想；并当着手研究之际，是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才能真正了解他中间所含藏的问题，及其所经过的曲折，由此而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仅能算是一种猜度。这本是很寻常的事。但一般人在实际上所以作不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从各个人的主观成见中，浮出了一层薄雾，遮迷了自己的眼睛，以致看不清对象；或者把自己的主观成见，先涂在客观的上面；把自己主观成见的活动，当作是客观对象的活动。这自然就容易作出指鹿为马的研究结论。此种主观成见的根源，是因为有种人在自我的欣赏、陶醉中，把自己的分量，因感情的发酵而充分的涨大了，于是常常会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下看问题，也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中运用方法；所以稍微有了一点声名地位的人，更易陷于这种状态而不自觉。敬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精神的凝敛与集中，可以把因发酵而涨大了的自我，回复到原有的分量；于是先前由涨大的自我而来的主观成见所结成的薄雾，也自然会随涨大部分的收缩而烟消云散，以浮出自己所研究的客观对象，使自己清明的智性，直接投射于客观对象之上。”[⑤]

徐先生还指出，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敬与忠密不可分。“《说文》：‘忠，敬也’，无私而尽己之谓忠。因不曾无私而尽己，所以自会流于不敬；因为肆无忌惮，所以也自然会不忠于所事。忠与敬是不可分的。”[⑥] 他又说：“知识分子‘忠于知识’，也和其他行业忠于自己的本行一样，是很寻常的四个字；……忠有‘尽己’及‘服从’的双重意义。朱子以‘尽己之谓忠，如实之谓信’解‘忠’‘信’两字，意义深远。”[⑦]

二、治学者的基本素养

徐复观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中国思想史所需基本素养之一、二、三，但大约可以领会，他希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具有两方面的基本能力，一是考证能力，一是思考能力。

在徐先生的许多文章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清人训诂考据的弊端。令他担忧的是，这种弊端一直流行于今日的学术界。他认为，当今中国学术界有两大弊端。一是西化，用西方思想的结构来硬套中国思想史的材料，殊不知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别。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遵循中国思想的规律，不应用西方思想的规律来衡断中国思想的规律。徐先生用舞台演出来比喻中西思想研究的不同。“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剧场、两种不同的演出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的道具来比较研究。”[⑧] 另一种弊端是重考据而轻思想。“清代考据，本是工具之学。但他们无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标汉学，以打击宋明理学为快意，却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没了。”[⑨] 这种风气传到近代自认为经验主义者的手中，便把这种方法视为科学方法。“有一批自命颇高的人，标榜他们只搞考据，不沾义理，不沾思想，以保持他们的科学立场。”[⑩] 徐先生称这种状况为“无思想地学术”。

但是，这并不表示徐先生反对考证。事实上，他非常重视考证的工夫。他不仅这样要求人，自己也身体力行。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在细心考证的基础上写作出来的，其中，尤以《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和三卷本《两汉思想史》为甚。只不过，在徐先生看来，考证的工作，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始基”。[11] 目的是要在考证的基础上，阐发出前人的思想。他指出，“考据不是以态度对态度，而是以证据对证据。”[12]

徐先生的考证，并非钻牛角尖似的考证，在他那里，考证包含有三个层面。“在治思想史中言考据，必然地向另外三个层面扩展。”“一是知人论世的层面。……古人思想的形成，必然与古人所遭遇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上面两种关系，总是纠缠在一起，把这种关系考据清楚，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

“其次，是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变之迹的层面。不仅思想的内容，都由发展演变而来；内容表现的方式，有时也有发展演变之迹可考。唯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平正确的‘定位’。”

“第三是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的层面。在此一层面中，首先须细读全书，这便把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概括在里面。我不信任没有细读全书所作的抽样工作，更痛恨断章取义、信口雌黄的时代风气。仔细读完一部书，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尚且不一定能把握得周到、真切，则随便抽几句话来作演绎的前提，尽量演绎下去，这只能表现个人思辨之功，大概不能算是为学术做了奠基工作。”[13]

徐先生的考证与他所批评的清人训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