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考证所得到的是真实的材料，由思考所得到的是思想（或哲学），二者之间，是局部与全体的关系，“因此，由局部积累到全体（不可由局部看全体），由全体落实到局部，反复印证，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行方法。”[15] 这里所谓的“局部”，指是的研究对象的具体材料；所谓的“全体”，是指对研究对象思想的整体把握。要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研究者必须有哲学的素养，也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哲学素养的人，去研究一个同样具有哲学素养的他人的思想。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徐先生表现得十分小心。他首先指出，“我主张个人的哲学思想，和研究古人的哲学思想史，应完全分开。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万不可将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16] 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中间的矛盾以及解决的办法。“这里便遇着一个难题，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有了哲学修养，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换位。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17]
三、中西思想阐述之不同
思想阐述的方式，往往是决定研究者采用何种方法的关键。中国思想家阐述思想的方式，与西方思想家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完全照搬西方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古人思想是非常不适宜的。关于这一点，徐复观先生亦有所论述。他先指出中西思想家阐述思想之不同：“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结构，常即表现为他们的著作的结构。但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意识的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思想的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同时，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是专谈某一观念、某一问题；但也常只谈到某一观念、某一问题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所须要说明的某侧面，而很少下一种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义或界说。所以读的人，不仅拿着一两句话推论下去，常会陷于以偏概全，容易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的说法，当作是一般性的说法。”[18]
然后又谈到中西思想家思想方式之不同：“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为主；思辨本身，必形成一逻辑的结构。中国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体验经过了反省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常会澄汰其冲突矛盾的成分，而显出一种合于逻辑的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接合点。但这种结构，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的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也是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为困难的任务。”[19]
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源于生活实践，与希腊思想家源于自然不同：“一个人，想把自己的体验与观察构成理论，必须经过抽象思辨的历程，始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但由周初所开始的人文精神，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一切，所以偏重在行为实践上用心，不向抽象思辨方面去发展。古典中，凡是言与行对举时，总是重行而压低言在人生中的意味，这在《论语》中最为明显。所以在以抽象言语表达思想时，也不像希腊系统的哲人样，穷思辨之所至，以构成理论的格局。但此种格局愈高大愈深邃，其离具体的人生、社会也愈远。”[20]
正因为中国思想家有这些特点，研究思想史的人才需要下更多的“笨工夫”，将某一思想家的各种观点、问题从他的文章摘录出来，进行分析、比较，进而归纳出他的思想脉络。
四、结语
根据上述梳理，我想徐复观先生所主张的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已经跃然纸上。从根本上说，他的一切方法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即，你的研究是古人的思想，还是你自己的思想。
从具体研究的操作层面来看，徐先生主张先认真研读古人的文章、著作，从其文章、著作中总结出思想核心，这个核心必须是贯穿于研究对象全部思想的概括。然后，以这个核心为基点，一步一步地理清他的思路，找出他的思想架构。徐先生以孔子研究为例，讲了他的具体研究步骤。“我的解释方法，是综合融贯了他（孔子）全般的语言，顺着他的思想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精神，加以合理的推论，将古人所应有但未经明白说出的，通过一条谨严的理路，将其说出；这是治思想史的人应该做的工作。”[21]
[①] 徐复观，“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见《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22页。
[②] 同上，23页。
[③]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9月，14-21页。
[④] 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载黄克剑 林少敏编，《徐复观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73-74页。
[⑤] 同上，74页。
[⑥] 同上，76页。
[⑦] 徐复观，“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载《徐复观文集》第二卷，23页。
[⑧] “我的若干断想”，见《徐复观文集》第二卷，19页。
[⑨]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载《徐复观文集》第二卷，37页。
[⑩] 徐复观，“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见《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26页。
[11]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9月，“再版序”2页，正文11页。
[12]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载《两汉思想史》第三卷，1页。
[13] 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之“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代序）”，2-3页。
[14] “我的若干断想”，见《徐复观文集》第二卷，19页。
[15] 徐复观，“治思想史的方法”，载《徐复观文集》第二卷，16页。
[16] 徐复观，“我的若干断想”，见《徐复观文集》第二卷，18页。
[17] 徐复观，“我的若干断想”，见《徐复观文集》第二卷，19页。
[18] 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3页。另见《中国思想史论集·序》。
[19] 同上，3页。
[2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3-4页。
[21] 徐复观，“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徐复观文集》第二卷，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