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基在对布洛的立论基础的批驳上，可谓一矢中的。他强调整体欣赏。他认为，在艺术欣赏中，我们不可能仅是无利害的欣赏，道德的、认知的因素必然融入其中，并有效地促进我们的欣赏。他的这种观点与20世纪下半期的反康德主义浪潮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对于布洛本人理论阐释中的诸多逻辑矛盾，迪基并没有抓住，他将布洛复杂的心理距离说简化为审美注意，这是极大的误读。我们不否认布洛将丰富复杂的审美欣赏活动只简单地用心理距离来一以概之的粗暴，但迪基只谈注意与不注意的问题则更不可取。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和他本人的理论预设有直接的关系。在他看来，审美欣赏理论具有五个要素，即知觉、特殊的对象、鉴赏的能力、审美鉴赏力的精神成果和鉴赏判断，而审美态度理论则只有两个因素，即审美知觉和审美判断。在迪基对心理距离说的具体批判中，审美知觉被具体化为注意。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迪基简化了心理距离说，使其成为一个注意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对心理距离说中所涉及的大量与审美对象有关的论述一言不发，从而使其对布洛的批判在这一方面颇显得有些不得要领。
　　迪基对心理距离说批判真正具有摧毁性意义的是他的艺术制度论。比起以往的艺术观念，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对现代艺术也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因此，在同否定现代艺术破坏距离的布洛的学说的较量中，迪基的理论获得胜利就是很自然的事。当我们走进戏院，那四面封闭的墙壁、高于观众坐席的舞台以及色彩有些凝重的幕帘，都在告诉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它独特的游戏规则，因此与其说那个乡愚是距离过近，还不如说他不懂看戏的传统和惯例。并且迪基的艺术制度论对当时的美学界还起到了儆省作用。在他批判审美态度理论的时代，恰恰是该理论在英美大学课堂上被广泛传授的时候，很少有人怀疑它的合理性和反思它的适用边界，也没有人去深究它与现代艺术的隔膜，迪基的批判适逢其时，在他批判之后，心理距离说以及审美态度理论就慢慢地销声匿迹了。
　　
　　四、卡塞比尔的补正
　　
　　在迪基对心理距离说全面否定的时候，仍然有人试图为它辩护，并希望通过一定的修正，使其仍然具有生命力，如卡塞比尔。他在指出迪基对心理距离说的批判存在问题的同时，也试图从分析美学的立场对心理距离说进行补正。
　　在他看来，学者们没有发现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中的距离其实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个是注意意义上的距离，一个是情感意义上的距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注意距离是指观察者在对象身上注意到什么和没有注意到什么的这一事件。另一方面，情感距离是指一种机能，是观察者对对象的情感反应”，例如旅客对海上大雾的观赏，属于注意距离，嫉妒的丈夫看《奥德赛》时的反应则是情感距离。卡塞比尔指出，两种意义上的距离都是集合概念，注意距离包括三种可能：一是注意对象内部构成因素；二是注意对象外部因素；三是二者兼顾。他认为，只有注意对象的内在因素才是审美注意。情感距离则包括满足、深深被打动的感觉、快乐等等。他说，对一个人是否处于审美状态，不仅看他是否注意到对象的内在因素，并且还需要通过情感距离来判定。只有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我们才能断定主体是在进行审美欣赏。
　　尽管他对布洛的学说进行了修正，使心理距离说具有了可操作性，不再像在布洛那里，总有股神秘的味道。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一方面，他很少谈审美无功利性，似乎有意在回避这个问题，因此他谈的更多的是主体对对象的内在因素的注意以及情绪反应上的快适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用距离并不是一种恰当的表达，恰当的表达应用“sepparation”，即注意区分与情感区分，而他又解释道，之所以还在沿用布洛的称呼，只是由于习惯使然。可见，他虽然立足于修正，事实上已经距离心理距离说的精神实质很远了。
　　
　　五、心理距离说在中国
　　
　　在国内，美学界对“心理距离”说的接受往往奉朱光潜先生的介绍与解释为圭臬。纵览《文艺心理学》的第二章，仿佛是布洛论文的中文翻版，论述的基本顺序、所举的重要例证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先生的论述是忠实于布洛本人的思想的。然而，当我们细细推究，还是会发现有着较大差异的地方。在同样以海上大雾为例引出心理距离说之后，朱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距离”含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就消极的方面说，它抛开实际的目的和需要；就积极的方面说，它着重形象的欣赏。它把我和物的关系由实用的变为欣赏的。就我说，距离是“超脱”；就物说，距离是“孤立”。从前人赞赏诗人往往说他“潇洒出尘”，说他“超然物表”，说他“脱尽人间烟火气”，这都是说他能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反过来说，“形为物役”，“凝滞于物”，“名缰利锁”，都是说把事物的利害看得太“切身”，不能在我和物中间留出“距离”来。
　　把这段话与布洛本人的思考做一下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朱先生把布洛所强调的距离作用的复杂性给略去了：布洛认为，距离的消极作用是第一位的，而积极作用是在消极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从时间上来看是先后关系，从逻辑上来看是因果关系，到了朱先生这里，二者则成为了并列关系，变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布洛那里，距离的消极作用在于压抑了人的实际欲念，因此在自我的内心深处，存在着心理距离状态下的非常态心理与非心理距离状态下的常态心理的冲突，而到了朱先生那里，这种冲突没有了，是主体的“超脱”，是他对现实利害的主动放弃。由这种自我的超脱，朱先生显然走得更远了。他把布洛的对审美无利害的心理学诠释变成了中国道家的逍遥游精神。这样，朱先生就很自然地把审美的独特性推广成为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把在布洛那里试图为审美无利害性寻找心理学依托，并进而为艺术中的各种问题寻找到一个普遍法则的心理距离说牵引到了现实人生，并成为了一种值得人们去追求的人生态度。朱先生所做的这种理解和转化一直未引起学界的注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他的影响力而使人们不再深究布洛本人的话语，从而带来的是我们在理解心理距离说中存在着有些内容被遮蔽的嫌疑。
　　由于对分析美学的隔膜，国内也很少有学者关注以迪基为代表的分析学派对布洛学说的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不仅仅意味着心理距离说的谢幕，并且也是当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中心理学与语言学两种转向内在更替的逻辑上的一种耐人寻味的推进。无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心理距离说，还是更好地理解当代西方美学的发展趋向，分析学派对布洛学说的批判都是值得关注的一环。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下，心理距离说一直是我们美学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对它在20世纪西方所遭受境遇的缺少关注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无法很好地理解和诠释它。提及这一点，也是对本文观照这一美学聚讼在学理价值上的一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