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发现使济慈摆脱了浪漫主义的束缚和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凝定下来，成就了自己细腻敏锐，雕塑般质感的诗作风格。艾略特对待浪漫主义情感泛滥的态度，则要比济慈强硬许多，他将这类诗歌称为“情感喷射器”，认为这种未经加工和规范的情感暴发和未经统一的意象堆砌是缺乏艺术“集中”和“提炼”的。他针对浪漫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感情崇尚，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点：“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T•S•艾略特，1934：53)。诗人有的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结合了印象和经验的“媒介”。诗人只有在不断的个性消灭中创新，才能融入历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而对于华兹华斯他也给与了强烈而直接的抨击，认为他的“在平静中被回忆的感情”“是一个不准确的公式。那是因为诗歌既不是感情，又不是回忆，更不是平静，除非把平静的含义加以曲解。诗歌是一种集中，是这种集中所产生的新东西。诗歌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诗歌的集中并不是有意识地或经过深思熟虑而进行的。”(T•S•艾略特，1934：58)）很明显，艾略特认为诗歌的创作所依靠的是不受个人意识干扰的客观体验而非特殊事件所激发的感情。
　　虽然都是以“失却自我”来对针砭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弊病，济慈的反驳正如他的“消极的才能”理论一样，是消极的，柔和的，接受的。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批驳则以明确的目的，豪不留情的态度，和摧枯拉朽的作风，彻底地粉碎了浪漫主义个性化的梦想。
　　
　　三、“消极的才能”和“非个人化”理论内涵的相通
　　
　　基于相同的文学批评思考，二人的理论内涵势必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二人的理论都是以摒弃自我为基点。济慈的摒弃自我，是对“消极的才能”的延续和补充，是对于诗歌艺术的尊重和对于自然知识的谦虚，“一名诗人是生存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约翰•济慈：214）。诗人只有感知到个人在这浩瀚的未知世界中的渺小和微末，才能走出自我的桎梏，低头去感知世界的美好。艾略特的摒弃自我，则是他“非个人化”理论的核心和前提，他认为“个人感情可能简单、粗糙、或者乏味”，而“诗歌中的感情却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并与“生活中具有非常复杂或异常的感情的人们所具有的感情”不能等同(T•S•艾略特，1934：57)。因此，诗歌创作过程就是消灭个人感情，以“普通的感情”即冷静的创作态度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济慈说世界是铸造灵魂之谷(约翰•济慈：330)，他通过自我失却得到自我回归最终再造自我。艾略特也说：“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 (T•S•艾略特，1934：53)。诗人失却了自我，却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意识与经验的统一，来为诗歌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其次，诗人媒介说。济慈对那些不朽巨匠所具有的消极的才能做过这样的比喻：“天才的伟大在于他们像某些精微的化学制剂，能对中性的才智群体发生催化作用——但他们本身并无独特性，也没有坚决的性格。”(约翰.济慈：50)。艾略特则将这个比喻更加形象化。他认为诗人的头脑是一种媒介，一种像白金一样的催化剂。“它保持惰性、中性，无变化。诗人的头脑就是那少量的白金。这个头脑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在诗人本人的经验上进行操作。但是，诗人的艺术愈完美，在他身上的两个方面就会变得更加完全分离，即一方是感受经验的个人，另一方就是进行创作的头脑。头脑也就会变得能够更加完美地消化和改造作为它的原料的那些激情”(T•S•艾略特，1934：53) 。艾略特的“作为原料的激情”正是济慈所说的“微妙的化合物”，是个人对世界的整体经验，是包括思想、情感、感觉和意识的综合体。“理智”或是“头脑的消化”就是个人的思考过程。二人都认为这个思考过程是必需的：“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即靠感觉也靠思想生活，年龄渐长，他们就需要好深思的心情。”（约翰•济慈：52）“在诗歌写作中，有许多东西必须是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事实上，拙劣的诗人在他应该有意识的地方往往无意识，在他应该无意识的地方却有意识”（T•S•艾略特，1934：58）。这个思考过程是惰性的，它不应受被特殊事件所激起的个人情感的影响，因此它是无意识的，但在诗歌创作中又应该主动去进行这种思考过程，所以它又是有意识的。在这一点上艾略特的确借用了济慈的观点并将其明确，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