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己的权威特权通过物质的实来弥补自身精神的虚。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这种“实”与“虚”的矛盾总是存在的，但会呈不同的强弱状态。在有些条件下，譬如，在社会转型条件下，这种“实”与“虚”的矛盾会表现的更为强一些；但在有些条件下，如社会发展的繁荣期，这种“实”与“虚”的矛盾会表现的相对较弱。
另外，权威人格本质上也是一种分离人格，这种分离人格主要表现为两极性。一是奴才人格与主子人格的分离。与其处在非权威状态时，其主要表现的是奴才人格；当其处在权威状态时，其主要表现的是主子人格。二是自卑人格与自尊人格的分离。当其处在非权威状态时，其自卑人格主导地位；当其处在权威状态时，其自尊人格占主导地位。三是自由人格与奴役人格的分离。当其处于非权威状态时，为了追求自身的自由人格，不得不呈现被奴役人格的特征；当其处于权威状态时，为了保证自身自由人格充分伸张，又不得不充分张扬自己奴役别人的人格特征。四是柔弱人格与残暴人格的分离。当其处于非权威状态时，更多呈现的是柔弱人格；当其处于权威状态时，更多呈现的是残暴人格。柔弱诱致残暴，残暴催生柔弱，残暴与柔弱互为平衡和补充。
为什么会形成权威人格，笔者认为，原因是总体性的。形成权威人格的深层原因是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依附性和依赖性，即非权威性；而非权威性又导致了对权威性的向往，从而使人格在现实中摆动于非权威和权威状态之中。
如果说遗传是影响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权威人格的形成可能也与遗传有关。因为人生而具有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从而也诱致了对权威的需求和对自身成为权威的向往。
环境也是影响和形成权威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环境越艰苦，越容易诱致权威人格的形成。因为环境越艰苦其给人带来的不确定也就越大，从而也就越容易使人产生无助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就越希望有一个权威来为其解决摆脱困境的问题。所以，一般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和在一些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人们的权威人格特征会表现的更加明显。
“小”也容易诱致权威化。“大”本身就是权威的一种存在形式。在复杂的环境中，“小”的不确定性要大于“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小”为了更好地解决不确性问题，就必须向“大”的方向发展。在“小”向“大”发展的趋势中，其呈现的人格特征就是权威化。
事物的分散状态也是诱致权威化的一个因素。由于分散，从而缺少了合力和联系，从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人格更呈权威化特征。
小农经济就容易使人产生权威人格和权威意识。小农经济既具有“小”的特征，又具有分散的特征。中国农民权威人格的形成与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小”与分散的特征，既导致了广大农民对付自然的无力，又导致了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的软弱，从而从两个方向催生了农民的权威人格。一方面，相对于自然而言，广大农民依附于老天爷的权威，同时也幻想自己成为天王老子；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而言，广大农民依附于“神圣的共同体”，寄希望于皇帝，同时，也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皇帝。时至今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作用，中国人的权威人格特征仍极其明显。这种权威人格持征不仅表现在广大农民身上，而且在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很强烈的表现。
分工制度的发达也是导致权威人格的一个条件。分工使知识局部化，同时分工又使组织结构分离化，这两种趋势都有助于增大不确定性，从而客观上有助于权威人格的形成。但分工本身又有一种消除权威人格的趋势。首先，分工虽然使知识局部化，但却有助于知识权力的交互均衡和制衡。分工者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自身既是权威，又是非权威。分工者对自己的领域而言，体现的是权威人格；但对非自己的领域而言，体现的又是非权威人格。这样，分工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权威与非权威的相互制衡，从而有助于权威人格的消解。其次，分工虽然使组织结构分离化，但分工又内在的要求组织结构一体化、紧密化和联系化；这种一体化、紧密化和联系化的结果，对权威人格的消除将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分工总体的趋势是：既强化了分工者的权威人格特征，又消解了分工者的权威人格特征。是消解趋势占优，还是强化趋势占优，取决于整体社会制度的变革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
权威主义政治是产生权威人格的催化剂。权威主义政治本身是一种人治境界，人治境界和法治境界相比，人治境界不确定更大。所以权威主义政治是权威人格形成的一剂催化剂。一方面，权威人格有助于衍生权威主义政治；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治又强化了权威人格特征。
权威主义文化是产生权威人格的天然温床。权威主义文化与权威人格是互为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权威人格浓烈有助于形成权威主义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文化又有助于权威人格的形成。不同的文化脉胳，可型塑出不同的人格系统。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具有典型权威主义特征的文化。这种文化特征对中国人的人格形成其影响是深远的。金耀基先生在《从传统到现代化》一书中写道：
中国古典社会是一个以伦常关系为基底的社会，每一个个体不是独立者，而是伦常之网中的一个“倚存者”。根据人类学者许稂光先生的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中的成员关系是以父与子的关系为‘主轴’，其他种种关系也都以这一主轴为中心。父子的关系不但发生作用于家庭之中，而且扩及于宗族，乃至于国家。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实是父子关系的投射。由于中国社会的背景所孕育，中国人的性格因素首先是服从权威和长上（父子关系的扩大）。”⑩
柯莱曾说家是人格的主要塑模者，由于中国的家是建立在父子的关系上的，因此，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常非平等的关系，而是从属的关系。⑾
权威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等级性和人治性。这种等级性和人治性的主要作用是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客观上使不确定性对双方而言呈不对称状态。一方是不确定大；另一方是不确定性小。这种不对称最终结果是既催生了对权威人格的需求，又催生了对权威人格的供给。对不确定大的一方而言，更多的表现是对权威的需求；对不确定性小的一方而言，更多的表现是对权威的供给。
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其学习和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人格权威化的过程。一个人在一生中，将处在权威者和非权威者角色的不断转换中；这种角色的互换同时也伴随着权威人格的演化。不管是从非权威转向权威角色，还是从权威角色转向非权威角色，其最终结果都是有助于权威人格的形成。这里权威角色与非权威角色的转换制度也至关重要。一般而言，权威主义的转换制度将对权威人格的形成起到更加强化的作用；而权威主义特征较弱的转换制度对权威人格的形成起到的作用就相对较弱。所以，提倡平等竞争制度和教育中的师生平等原则，对消除权威人格特征将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权威人格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权威人格本质上也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人格特征的一种理性表现（如文章前面所述，人们为什么会服从权威）；同时，权威人格也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整体稳定。但是，权威人格特征又容易诱致当其处于非权威状态时其正当权利的无效流失。权威者本身也是“经济人”，其本身就潜伏着对非权威者利益侵蚀的倾向；这时如果制度不健全，再加上自己不觉悟，这种侵蚀就会变成现实中赤裸裸的利益剥夺。另外，权威人格也不利于社会创造性的有效发挥，从而有可能对社会的创新造成阻碍。
如何解决权威人格问题，取决于社会总体状况的演进。解决权威人格的根本是消除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