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恋到中西社会的自恋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人的最大的卑鄙就是追求光荣，然而这一点本身又正是他的优异性的最大的标志，因为无论
他在世上享有多少东西，享有多少健康和最重大的安适，但假如他不是受人尊敬，他就不会满足。
他把人的理智尊崇得那么伟大，以致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大的优势，但假如他并没有在别人的理智
中也占有优势地位，他就不会惬意的。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位，无论什么都不能转移他的这种愿
望；而这就是人心之中不可磨灭的品质。”
——帕斯卡
自恋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指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ism）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最终
不能自拔而落水溺死，并幻化为一朵美丽的水仙花（narcissism），从此，人们就开始用自恋（narcissism）
来形容这种非正常的自我专注。
1898年，性心理学家霭理士开始在自己的论文中探讨自恋的病理现象，自恋这一概念从文学形
象引申入心理病态的临床描述，使自恋开始作为精神病学、心理病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
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自恋问题的是弗洛伊德。他在1914年出版的《论自恋》一文中认为自恋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幼童最初都是将爱的力比多倾注在自己自己身上，这种力比多的自我投注即为原
始自恋；而当幼童开始辨认除了自我以外的客体后，作为第一抚养者的女性总是被幼童认为是可以
投注爱的对象，但是当这种投射遭遇到了挫折，力比多就折返回自身，这种状况即为继发性自恋，
也就是临床所研究的病理性自恋。弗洛伊德一贯看重人的生物本能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对自
恋的态度也秉承了他的内驱力模式，但是在主流心理分析学的内部，对自恋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
一水平上。
1921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于维也纳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 ）扩
展了弗洛伊德客体和客体关系概念的内容，使心理分析进入了一个逐步脱离经典驱力模式的阶段，
自恋在客体关系理论中也由弗洛伊德本能概念的无客体或客体特殊性不分的状态下释放了出来。正
是克莱因的追随者发展了第一个关于病态自恋的现代理论，自恋者将自己的自身完全投射到他所关
注的客体，否认自己与客体分开；他们具有极其理想化的自身形象并否认任何对这一形象的诋毁；
自恋的客体关系是一种自我情感保护的机制，因此自恋是死亡本能的最初在精神的表达。（童俊，
2001）
1978年，美国心理分析师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 ）的自体心理学步入成熟时期（蔡飞，
2000），自恋作为自体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得到了全新的定义。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科胡特的临床
描述中有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即不能区分自身与客体，把客体当作自身
的一部分来经验；无所不能的自身；对赞美有无限需要；缺乏共情能力。科胡特完全脱离了弗洛伊
德的经典驱力模式，他认为心理发育是从自恋与客体关系这两条线索开始的。母亲对幼儿的照顾首
先表现为允许幼儿原始的无所不能的自我，随后，孩子的自尊与自信逐渐增长，并区分出哪些是幻
想哪些可以成为真实。“病态的自恋来自于共情的母亲功能的创伤性失败，以及正常理想化过程发
展的失败。”（童俊，2001）成人以后，残留的未满足的原始需要开始蚕食正常的自我来补偿早年
的不满。
从主流心理分析的研究范式的变化来看，后天的环境因素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点也非常明显地
体现在了对自恋病理描述的差异上，一旦单维的心理病理研究纳入了关系与环境因素，它的解释性
就开始具备了广义化的条件。早在弗洛伊德时代，心理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文
化因素对人的作用，卡伦·荷妮、弗罗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体现了对自恋问题的变相关注。荷妮在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通过神经症者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机制来关照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们
对金钱、名望、成功的渴求心态，而弗罗姆在《爱的艺术》开始就谈及了“大多数人都把爱的问题
看成主要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看成主动去爱和爱的能力的问题。”“爱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对象的
问题，而不是关于心身能力的问题。人们认为去爱并不困难，但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对象去爱——亦
即被适当的对象所爱——却困难重重。”（弗罗姆，孙依依译，1988，p.231-232 ）虽然被主流心
理分析排斥在外，但可以说，弗罗姆的这种论述揭示的就是人们固有的自恋倾向和客体爱与自体自
恋需要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弗罗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采取的是一种强调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上帝
式的信念救赎，而主流心理分析提供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学。
事实上弗罗姆也曾明确地探讨过自恋，并区分了作为个体人格障碍的自恋与所谓的群体自恋
（郭永玉，1999，p.188 ），他已经开始伴随着自恋来解读一些社会历史事件，但是，弗罗姆关注
的重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神经症与社会表现的联系，而是宏观时代特性与人格结构的关系，或者说
他提供的是一种连接心理与社会的社会心理学思路。
正如科胡特所言，“自恋有自己的发展线，最终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成为不依赖自体客体的人，
因而，将终生需要一个对自体客体作出投情性反应的环境以便发挥自己的功能（Michael St. Clair，
苏晓波等译，2002，p.191 ）。”自恋并不是特殊病态人群的专利产品，每一个人的自体都是一个
自恋培殖场，品种的好坏取决于过程中自恋需要得到了怎样的对待。1979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
里斯多夫·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 ，1979）的著作《自恋主义文化》问世，自恋的这种社会
心理学道路上的探讨使一本学术类著作成为了美国当年的畅销书。
拉斯奇以发生在60年代的“觉悟运动”为出发点，将人的精神成长和社会文化的变化结合在一
起，为自恋的病理原因提供了社会心理学上的解释。他指出自恋主义的气氛已经腐蚀了整个西方文
明而上升成为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心理特征。“人类一直都是自私的，集体也一直以本民族为中
心，但给这些特性贴上心理分析的标签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然而，作为心理病态最突出形式的性
格紊乱现象的出现，以及这一发展所反映的性格结构的变化，都产生于我们社会的文化所经历的十
分具体的变化——产生于官僚主义、偶像的激增、精神治疗的意识形态、内心生活的理性化、对消
费的狂热，最后还产生于家庭生活的变化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化模式。”（Christopher Lasch ，1979，
p.73-74 ）
80年代中国科学进步、经济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加缪式的对人生意义的困惑也矗立在我们面
前，精神世界的衰亡使“肉体”作为第一焦点呈现在生活中，对90年代的人来说，“活着就好”的
这种对生活的无力感让“生”从“生活”中抽离了出来，作为独立的、责任性的事件来经验。一个
没有禁忌的“宽容”社会使生活在90年代的中国人认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或许这种幸福和满
足也包含了对摆脱长期的、严厉的超我意识压抑的欣快和对被忽视的病态自恋释放的宽容。
事实上90年代的社会文化已经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自恋型性格紊乱的病理特征。王岳川认为90
年代的小说模式已经由“‘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
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王岳川，2001，p.287 ） “心理健康意味着打破一切禁忌，并让个人
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Christopher Lasch ，1979，p.43），于是对自我需要满足的
追求使金钱、成功、名誉、与众不同变得炙手可热。90年代开始，以体验企业家精神为名创业热潮
很快在校园里风起，赤裸地宣称追求成功、成名在校园里被定义为庸俗，但是这种扭曲的自我实现
的本质却是急于“让个人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Christopher Lasch ，1979，p.43）
——在所谓的创业过程中来实现体验无所不能的“我”。90年代，传统的家庭关系纽带开始
他在世上享有多少东西，享有多少健康和最重大的安适，但假如他不是受人尊敬，他就不会满足。
他把人的理智尊崇得那么伟大，以致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大的优势，但假如他并没有在别人的理智
中也占有优势地位，他就不会惬意的。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位，无论什么都不能转移他的这种愿
望；而这就是人心之中不可磨灭的品质。”
——帕斯卡
自恋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指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ism）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最终
不能自拔而落水溺死，并幻化为一朵美丽的水仙花（narcissism），从此，人们就开始用自恋（narcissism）
来形容这种非正常的自我专注。
1898年，性心理学家霭理士开始在自己的论文中探讨自恋的病理现象，自恋这一概念从文学形
象引申入心理病态的临床描述，使自恋开始作为精神病学、心理病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
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自恋问题的是弗洛伊德。他在1914年出版的《论自恋》一文中认为自恋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幼童最初都是将爱的力比多倾注在自己自己身上，这种力比多的自我投注即为原
始自恋；而当幼童开始辨认除了自我以外的客体后，作为第一抚养者的女性总是被幼童认为是可以
投注爱的对象，但是当这种投射遭遇到了挫折，力比多就折返回自身，这种状况即为继发性自恋，
也就是临床所研究的病理性自恋。弗洛伊德一贯看重人的生物本能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对自
恋的态度也秉承了他的内驱力模式，但是在主流心理分析学的内部，对自恋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
一水平上。
1921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于维也纳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 ）扩
展了弗洛伊德客体和客体关系概念的内容，使心理分析进入了一个逐步脱离经典驱力模式的阶段，
自恋在客体关系理论中也由弗洛伊德本能概念的无客体或客体特殊性不分的状态下释放了出来。正
是克莱因的追随者发展了第一个关于病态自恋的现代理论，自恋者将自己的自身完全投射到他所关
注的客体，否认自己与客体分开；他们具有极其理想化的自身形象并否认任何对这一形象的诋毁；
自恋的客体关系是一种自我情感保护的机制，因此自恋是死亡本能的最初在精神的表达。（童俊，
2001）
1978年，美国心理分析师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 ）的自体心理学步入成熟时期（蔡飞，
2000），自恋作为自体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得到了全新的定义。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科胡特的临床
描述中有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即不能区分自身与客体，把客体当作自身
的一部分来经验；无所不能的自身；对赞美有无限需要；缺乏共情能力。科胡特完全脱离了弗洛伊
德的经典驱力模式，他认为心理发育是从自恋与客体关系这两条线索开始的。母亲对幼儿的照顾首
先表现为允许幼儿原始的无所不能的自我，随后，孩子的自尊与自信逐渐增长，并区分出哪些是幻
想哪些可以成为真实。“病态的自恋来自于共情的母亲功能的创伤性失败，以及正常理想化过程发
展的失败。”（童俊，2001）成人以后，残留的未满足的原始需要开始蚕食正常的自我来补偿早年
的不满。
从主流心理分析的研究范式的变化来看，后天的环境因素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点也非常明显地
体现在了对自恋病理描述的差异上，一旦单维的心理病理研究纳入了关系与环境因素，它的解释性
就开始具备了广义化的条件。早在弗洛伊德时代，心理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文
化因素对人的作用，卡伦·荷妮、弗罗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体现了对自恋问题的变相关注。荷妮在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通过神经症者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机制来关照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们
对金钱、名望、成功的渴求心态，而弗罗姆在《爱的艺术》开始就谈及了“大多数人都把爱的问题
看成主要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看成主动去爱和爱的能力的问题。”“爱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对象的
问题，而不是关于心身能力的问题。人们认为去爱并不困难，但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对象去爱——亦
即被适当的对象所爱——却困难重重。”（弗罗姆，孙依依译，1988，p.231-232 ）虽然被主流心
理分析排斥在外，但可以说，弗罗姆的这种论述揭示的就是人们固有的自恋倾向和客体爱与自体自
恋需要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弗罗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采取的是一种强调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上帝
式的信念救赎，而主流心理分析提供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学。
事实上弗罗姆也曾明确地探讨过自恋，并区分了作为个体人格障碍的自恋与所谓的群体自恋
（郭永玉，1999，p.188 ），他已经开始伴随着自恋来解读一些社会历史事件，但是，弗罗姆关注
的重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神经症与社会表现的联系，而是宏观时代特性与人格结构的关系，或者说
他提供的是一种连接心理与社会的社会心理学思路。
正如科胡特所言，“自恋有自己的发展线，最终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成为不依赖自体客体的人，
因而，将终生需要一个对自体客体作出投情性反应的环境以便发挥自己的功能（Michael St. Clair，
苏晓波等译，2002，p.191 ）。”自恋并不是特殊病态人群的专利产品，每一个人的自体都是一个
自恋培殖场，品种的好坏取决于过程中自恋需要得到了怎样的对待。1979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
里斯多夫·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 ，1979）的著作《自恋主义文化》问世，自恋的这种社会
心理学道路上的探讨使一本学术类著作成为了美国当年的畅销书。
拉斯奇以发生在60年代的“觉悟运动”为出发点，将人的精神成长和社会文化的变化结合在一
起，为自恋的病理原因提供了社会心理学上的解释。他指出自恋主义的气氛已经腐蚀了整个西方文
明而上升成为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心理特征。“人类一直都是自私的，集体也一直以本民族为中
心，但给这些特性贴上心理分析的标签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然而，作为心理病态最突出形式的性
格紊乱现象的出现，以及这一发展所反映的性格结构的变化，都产生于我们社会的文化所经历的十
分具体的变化——产生于官僚主义、偶像的激增、精神治疗的意识形态、内心生活的理性化、对消
费的狂热，最后还产生于家庭生活的变化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化模式。”（Christopher Lasch ，1979，
p.73-74 ）
80年代中国科学进步、经济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加缪式的对人生意义的困惑也矗立在我们面
前，精神世界的衰亡使“肉体”作为第一焦点呈现在生活中，对90年代的人来说，“活着就好”的
这种对生活的无力感让“生”从“生活”中抽离了出来，作为独立的、责任性的事件来经验。一个
没有禁忌的“宽容”社会使生活在90年代的中国人认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或许这种幸福和满
足也包含了对摆脱长期的、严厉的超我意识压抑的欣快和对被忽视的病态自恋释放的宽容。
事实上90年代的社会文化已经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自恋型性格紊乱的病理特征。王岳川认为90
年代的小说模式已经由“‘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
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王岳川，2001，p.287 ） “心理健康意味着打破一切禁忌，并让个人
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Christopher Lasch ，1979，p.43），于是对自我需要满足的
追求使金钱、成功、名誉、与众不同变得炙手可热。90年代开始，以体验企业家精神为名创业热潮
很快在校园里风起，赤裸地宣称追求成功、成名在校园里被定义为庸俗，但是这种扭曲的自我实现
的本质却是急于“让个人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Christopher Lasch ，1979，p.43）
——在所谓的创业过程中来实现体验无所不能的“我”。90年代，传统的家庭关系纽带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