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关键词】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现象学

     【正文】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与现实生活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受到国内外哲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着重阐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同时把它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最后还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看法。

     “生活形式”(Lebensform)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语言游戏”这个概念紧密相连。在前期著作中，“逻辑形式”这个概念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语言之所以能够表现实在，正是因为语言和实在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到了后期，生活形式这个概念取代了逻辑形式这个概念的地位，因为此时维特根斯坦已不认为语言和实在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转而强调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在提出“生活形式”这个概念之前，维特根斯坦还使用过“世界”(Welt)、“世界图景”(Weltbild)、“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以及“环境”(Umgebuug)这几个概念，它们与“生活形式”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相似。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喜欢用“世界”一词。他在该书开头部分侧重于从本体论角度说明世界与事实的关系：“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情。”[1](P189)“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1](P189)“世界是由事实规定的，是由诸事实即是所有的事实这一点规定的。”[1](P189)“因为事实的总和既规定了发生的事情，也规定了所有未发生的事情。”[1](P189)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把“世界”与事实的总和等同起来，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等同起来，与逻辑空间中的各种事实等同起来，它既包括所有已发生的事情，也包括所有尚未发生的事情。在此书的后一部分中，维特根斯坦侧重于从语言和逻辑的角度来考察世界，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1](P245)“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1](P245)并且把世界与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世界与生活是一回事”。[1](P246)这里需要指出，他不是从生理学或心理学的意义上使用“Leben”(“生活”或“生命”)一词，因为他在《1914～1916年笔记》中声明：“生理学的生命当然不是‘生活’，心理学的生活也不是。生活乃是世界。”[1](P160)

     在其后期著作中，维特根斯坦使用“世界图式”、“环境”等概念。例如，在《论确定性》一书中，他提出“世界图景”这个概念，把“世界图景”看作我们所继承的那个背景，它是我们赖以生存而必须接受的一切，也是一切语言游戏赖以进行的基础。他说：“但是，我得到我的世界图景并不是由于我曾经确信其正确性，也不是由于我现在确信其正确性。不是的：这是我用来分辨真伪的传统背景。”[1](P208)他把世界图景比喻为一条河流，河岸的一边是不发生变化或者变化很小的坚硬的岩石，另一边是随时随地可能被水冲走或者淤下来的泥沙。他用这个比喻表示世界图景既是固定不动的，又是流动不息的。他有时把描述世界图景的命题看作语言游戏的规则，他说：“描述这幅世界图景的命题也许是一种神话的一部分，其功用类似于一种游戏的规则，这种游戏可以全靠游戏而不是靠任何精确的规则学会。”[1](P208)

     在《关于颜色的评论》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环境”这个概念，他说：“一种颜色在一个环境中发光(如同一双眼睛在一张脸上微笑)。”[1](P290)他举了许多事例说明颜色对环境的依赖性，例如，一块绿色的玻璃把绿色赋予了它后面的物体，使得它后面白色的物体变成绿色的物体，红色的物体变成蓝色的物体，如此等等。“因此，一个东西上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才是灰色的或者白色的。”[1](P341)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还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环境”一词，谈到“语言”这个制度以及它的整个环境，认为如果没有语言这种制度以及它的整个环境，我们就不能说“设想雨很快就要停了”，并且意指这件事[1](P204)。在这里，“环境”这个词的含义似乎与“生活形式”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辽阔。

     不过，在他的后期著作中，特别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使用得最多的还是“生活形式”这个词。他没有对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定，但说过许多关于生活形式的话。在《哲学研究》中，他往往把期望、意向、意谓、理解、感觉等等心理活动都看作生活形式，它们是由于人们共同生活和使用语言而成为生活形式的。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能说话，人具有语言能力，而动物不能说话，不具有语言能力，至多只掌握语言的一些最原始的形式，如吼叫、呼啸等等。动物不能说话，是因为动物没有心智活动；人能说话，是因为人有心智活动。他曾对此举了这么一个事例：我们能够设想动物会发怒、害怕、高兴或不高兴等等，但能否设想动物会期望、怀疑或者推论。一条狗可能会想像它的主人目前在门外，但它能否想像它的主人明天会回家来。他认为狗不能如此想像，人却能如此想像，即能推测某人可能何时回来。这个事例说明动物没有心智活动，人类才有心智活动。他强调说，心智活动，如命令、怀疑、期望、意向、推理等等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些重要的生活形式。这些心智活动是以人使用语言的能力为条件的，没有使用语言的能力的动物就不会有这样一些心智活动。他说：“是否具有能够说话的人才能够希望?只有掌握一种语言的用法的人才能够希望。这就是说，属于希望的种种现象是复杂的生活形式的一些变体。”[1](P244)

     不过，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或语言活动才是最重要的生活形式。他明确指出：“我们不难想像一种只是由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的语言。——或者一种只有问句和表示肯定或否定的答句组成的语言。——以及其他无数种类的语言。——想像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1](P14)在谈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时，他把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与生活形式的多样性直接联系起来考察，指出“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P19)这两段引文都谈到语言与生活形式有关，只是在用法上略有差别：前者把语言本身看作一种生活形式，后者则把语言的说出、即语言活动看作一种生活形式。不过，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种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在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人的全部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始终是处于动态之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他始终把语言本身看作一种活动，语言就指的是语言活动，语言由于作为一种活动而成为一种生活形式。

     由于语言活动与生活形式有如此密切的联系，由此可以说生活形式是语言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把一种语言与作为它的基础的生活形式隔离开来，就无法对这种语言作出正确的理解。例如，我们来到一个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部落，完全听不懂他们所说的那种陌生的语言，情况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我们不了解那个陌生部落的生活形式。当我们在那个部落生活了一段较长的时期，从与他们的交往中逐步了解他们的生活，我们就会逐渐懂得他们的语言。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语言表达式作出大不相同的理解，或者对同一种生活现象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式，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要正确理解一种语言，就必须正确理解作为那种语言的基础的生活形式。他说：“我们是否对一个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