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它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它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藉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23。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反而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争论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至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交往理性和批判精神。

注释
1关于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参见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12月号，页4-13。 
2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参见《学人》第1辑中有关专题笔谈（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这场学术规范的讨论后来在《中国书评》（香港）上继续延续下去，但问题意识已经渐渐淡出90年代初十分尖锐的现实反思品格，而具有了更多的学院性质，有关讨论详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关于激进与保守论争的主要观点，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188-222；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页17-27；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页134-42；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页143-49；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迷惑〉，《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页137-40；傅铿：〈大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神话〉，《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页144-47等。 
4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丁东、孙峯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5参见萧夏林编：《忧愤的归途．抵抗投降书系：张炜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萧夏林编：《无援的思想．抵抗投降书系：张承志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愚士编：《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6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北京），1994年第3期，页104-109；陈晓明等：〈后现代：文化的扩张与错位〉，《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页62-69；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长春），1994年第2期，页10-20。
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1993年卷。 
8参见乐山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参见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0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251-79。 
11汪晖认为，「新自由主义」扭曲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并声称自己才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但在他看来，正是那些不与权力和资本关系妥协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其实正是1980年代思想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者或继承的批判者」，参见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6月号，页1-65。另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另一代表者甘阳，也拒绝承认新左派的污名，他认为被称为新左派的，实际上是一批「自由左派」，暗示了他们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参见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明报》，2000年10月1-2日。 
12参见柏林（Isaiah Berlin）、亚罕拜格鲁（Ramin Jahanbegloo）着，杨孝明译：《艾萨克．柏林对话录──思想的瀚海》（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183-84。
13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着，张汝伦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页41。 
14参见注6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 
15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载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页21-45；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载康晓光：《中国的道路》（自印本，2003），页84-115。该书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有相当全面的研究。 
16参见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断裂的社会」之演变前景〉，载罗岗编：《思想文选2004》（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169-95。关于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演变，孙立平作出了非常好的研究，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